时光飞逝，一晃眼三年就过去了。还记得2015年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海南海口市召开教指委的年会时，经过与会委员的讨论，决定组织编撰和推荐出版一套教育学本科专业教材，即《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2016年5月，这套教材的编写筹备委员会在清华大学进一步讨论确定了第一批拟编写的教材清单，并且成立了教材编写委员会，拟订了教材编写的宗旨、原则与方案，提出了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和若干建议。同年10月，教指委又在宝鸡文理学院召开编写讨论会，进一步讨论教材编写工作。2016年11月，教指委正式面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启动了第一批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材编写基金重点项目的申报工作。2017年2月，第一批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材编写基金重点项目评审会在清华大学召开。经过各位委员和专家的认真评审和充分讨论，确定《教育学原理》（柳海民）、《德育原理教程》（戚万学）、《外国教育史》（张斌贤）、《课程与教学论》（马云鹏）、《创业教育通识教材》（李越等）、《跨学科教育研究方法》（钟周等）、《比较教育学》（刘宝存等）、《教育文化学概论》（孙杰远）、《教育学原理》（李政涛）、《学习科学导论》（尚俊杰）、《教育神经科学：一门新的学习科学》（周加仙）、《教育管理学》（司晓宏）、《职业技术教育学》（闫广芬）、《新世纪教育技术开发与应用》（尹睿）等教材通过立项。时至今日，这批教材很快就要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教育学教指委的责任，也是所有教材编写者对中国教育学的贡献。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现在教育学类的教材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还要编写这些教材？可能还会有人质疑，眼下教育学的理论可谓是“遍地英雄下夕烟”，难道这套教材能够有什么新鲜感吗？或许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套教材在充分吸收目前各种相关教材的成果的基础上，的确有它的新意，包括在选题的设计、领域的开拓、视野的选择，以及内容的安排等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也想说明的是,这套教材在编写特点上，力图能够兼顾历史积淀与时代要求，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以及教学多样性和学习有效性，等等。反映了编写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以及在原有基础上的新发展；我还想表达的是，这套教材并不是随意出版和编写的，它是配合由教育部组织研究制定，并且即将公开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教育学类）》而进行的一项具有规范性的教材建设，与国家教育学质量标准是一致的；当然，我不能不承认的是，这套教材也一定会有编写者及其团队自己的学术角度，或者是一定的不足，也期待各位同仁和教师建设性的批评指正，等等。然而，我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更是着眼于中国教育学科的深化改革所需要的理论建设与理论供给，是适应中国教育学科深化改革的需要的一种努力，是跟随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实践的步伐不断前进的一种努力。
中国教育的深化改革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教师队伍的建设、学科专业的调整、资源经费的保障，以及评价标准的更新，等等，但我认为，中国教育的理论研究与供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瓶颈。虽然近年来教育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步，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与新时代教育深化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看，仍然存在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的供给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这种教育理论的供给不足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概念供给不足。即教育理论研究不能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同时也非常严谨的具体概念，而不是随意地提出一些所谓的新词；或者说，对教育学已有的各种概念缺乏新的阐释与更新，让它们获得新的生命力。例如，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究竟小康社会中的教育应该达到什么状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常常说不清楚，也没有提出一个相应的“小康教育”的概念。又如，近年来政府对农村教育改革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国家也出台了“乡村振兴行动计划”，可是，究竟什么是现代社会中的农村教育，我们好像也缺乏一个能够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农村教育”的概念。显然，这对于小康社会教育的发展和农村教育的改革推进都是不利的。同时，对于教育学中某些传统的概念如“学习”、“成绩”、以及“班级”等等也缺乏根据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而进一步更新。相反，在教育学的学科领域中，仍然是一些非常笼统、抽象、永远正确而从不准确的名词充斥在各种各样的文献和讲话中，让实践领域的教师感到似乎没有错，可也没有用，进而对教育学产生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第二，模式供给不足。即把各种不同的教育概念、活动、因素等整合起来，进而能够帮助教师与管理者提高认识，拓展视野，更新观念，以及认识、解释，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的教育理论供给不足。例如，立德树人的任务应该如何完成？简单地说，我们必须说清楚立德与树人的关系，讲清楚立德是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而树人的，以及它在学校教育实践中的工作思路。又如，核心素养的培养模式应该是怎样的？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核心素养进行了理论的诠释，但它还需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学校教师能够在实践中实施的具体路线，而不能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政策或者理论。类似这样的问题和需求还有很多。例如，我们能否真正建构和提出若干种创新人才成长和培养的实施模式；而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模式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梳理的问题，等等。
第三，方法供给不足。方法是理论建设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机制，也是理论成熟的一个体现。所谓方法供给不足，一方面指的是理论研究本身的方法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指对教育实践中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指导不足。就前者而言，目前教育学科中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甚至就是某些学科方法的机械复制，包括统计的方法,定量分析的方法，等等。在一些研究生的论文中，方法及方法论的部分往往是非常薄弱的；就后者而言，教育理论本身在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常常或者是天马行空、高谈阔论，或者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显得苍白无力，以至于经常被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瞧不起，而感到失落。例如，从大的方面说，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教育评价制度和办法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与问题，也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教育评价的某些基本原则与指标，但往往不能把这些原则与指标适当地嵌入实际的教育评价活动，也很难提供某些能够具有操作性的具体建议；从小的地方讲，如何处理学校中存在的霸凌现象似乎也不能得到理论的实际支持和有效指导，等等。
这里，请允许我稍微武断地做一个判断，可能在相当部分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管理中，甚至是教师的教学中，经验主义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还有相关的教育理论,甚至自以为是地看不到教育理论的价值。科学的教育理论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其应该有的作用，或者说，教育理论存在不到位或者供给不足的现象。
当然，教育理论供给不足的现象，首先应该检讨的是我们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教育理论。实事求是地说，教育理论本身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教育学科同样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种创新、改革和发展，同样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对一系列教育活动进行重新定义，这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与进步所提出的要求。这些实践、成绩与进步如果得不到理论的肯定与提升，则常常是不能巩固和积淀的。例如，究竟现代社会的大学是什么？如果说以前的大学是“象牙塔”，那么，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功能日益分化拓展，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贡献的大学，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呢？又该如何重新定义现在的大学呢？其次是教育理论的形态问题。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些抽象的理论、范畴和概念，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深入浅出的具体理论，特别是能够寻求一些非常生动鲜活的案例与形象的比喻去表达教育的理论。尤其是实践性如此之强的教育学科，缺乏这种通俗易懂和能够接地气的教育理论，是很难受教育实践所欢迎的。最后，我们还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中国的教育正在走向世界，各种各样更加广泛的教有国际交流也日益开展，我们应该积极回应中国教育在走向世界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评论、看法与质疑，我们应该积极地对世界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中国的方案和理论见解，我们还应该为全球教育发展和人类的共同进步贡献中国的教育理论，等等。
所以，如果说本套教材还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加强教育理论的供给，深化教育学科的改革，这也是我们的主要初衷与目标：能够为中国教育的深化改革尽可能地增加一点点理论供给，推动教育学科的不断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理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也已经提供了大量丰富和鲜活的成果，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正在进行着深刻的理论探索，一批新的教育理论即将应运而生。我们教指委只是顺应这个时代的大势，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也许我们的这套教材还不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我衷心地希望它能够在这个方面发挥一点点的作用。
教材编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有序推进教材编写工作的过程中，教指委努力搭建相关利益群体的协同合作平台，充分发挥教指委的引领和服务职能，调动相关院校、出版机构、学科专家的参与积极性；成立了以教指委为基础的教材编委会领导小组，由全体委员构成编委会，引导和组织课程标准制定和教材编写工作；充分发挥教指委的组织和协调职能，积极组建编写工作组，科学制定灵活招标规则，全面汇聚多元智力资源，遴选优秀编写团队。从编制招标要求、公布招标公告,到组织投标和评审，最后商定教材大纲，凝聚着各编写团队的心血。在组织、编撰和出版《教指委推荐系列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各有关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当然，我要感谢教指委秘书处的李曼丽秘书长和张薇老师等，她们尽心竭力、默默无闻地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做了大量非常辛苦的工作，奉献了许多的心血。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作者简介：谢维和，清华大学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