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至21日，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2023年年会暨第六届大学素质教育高峰论坛在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三峡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等30多所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会。本次年会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党委书记邓志华主持，湖北经济学院副校长、法商学院董事长何慧刚，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总顾问陶宏开，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会长万仁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副会长、高等教育分会理事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等领导、嘉宾出席。

湖北经济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商学院董事长何慧刚表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一系列数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如何提升大学生的数字素养，培养学生对数字化技术的正确认知并将其充分应用到对应的行业中，已是高等教育的重大课题。举办此次高峰论坛，旨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共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为建设数字化强国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撑。

高峰论坛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以“数字素养教育的规划与探索”“为什么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面向数字时代实施个性化教育的再认识与再实践”“大学生数字素养研究报告—以法商学院为例”等为题作报告，共同研究探讨大学素质教育发展建设的时代背景、顶层设计、框架架构、核心要义、规划实践等内容。

此次 2023 年年会，与会人员通过参与高峰论坛、考察交流等，充分交流经验、分享成果、分析问题，共同探讨促进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质量与水平提升的方法路径，对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促进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武昌理工获批立项国家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大课题

近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3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拟立项名单公示，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教授领衔的《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大学素质教育模式研究》项目获得重大课题立项。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于2023年5月启动了“2023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经资格审查、匿名评审，最终评选出拟立项课题1045项。其中在大学素质教育研究领域，全国仅获批2个重大和1个重点课题，除武昌理工学院外获得重大或重点课题立项的高校均为985高校。

武昌理工学院是全国办学最早的民办大学之一,学校坚持特色发展战略，创建并实施大学素质教育“三二一”人才培养体系，始终致力于培养高素质人才。赵作斌校长二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开展大学素质教育，系统性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曾多次荣获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赢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誉，在各个领域已拥有一大批“第一”。此次获批国家级重大课题，也凸显了武昌理工学院作为大学素质研究重要基地的地位和社会价值。

湖北民办高校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赵作斌¹，汪婷²

（武昌理工学院 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武汉 430223）

摘  要：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在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迅速崛起，到现在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各地的民办高校也在国家和政策的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规模巨大，作为考生数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对教育资源需求空间较大的湖北省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湖北省民办高校虽然体量大，却存在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建设速度趋缓、高水平发展路径不明等紧迫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课题采用了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分析了湖北省民办高校的困境现状，提出了省内民办高校发展被制约的内外因素主要表现在政策倾斜与重视不足、办学经费来源单一、师资队伍不够稳定、内涵建设投入不足四个方面，再结合湖北民办高校发展的地域特色，尝试提出了突破困境、推进湖北省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的有效路径。此外，本课题还就国外私立高校与我国民办高校的现状和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总结国外私立高校的优秀发展经验，为我国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民办高校；困境；内外因素；比较；启示；

前言

1.1 研究背景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在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迅速崛起，到现在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同时也给各种社会资源、民间资本加入高等教育行列提供了可行性路径。2016年11月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修正案》）已于2017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促进法修正案》顺应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需要，对涉及民办高校的属性、法律地位、分类管理、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和措施。《促进法修正案》指出，民办学校指的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的《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教计〔1993）129号）第二条提到：“本规定所称民办高等学校，系指除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组织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自筹资金，依照本规定设立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机构。”此条规定从法律层面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加入教育行列，在政策上提供更大的空间。基于以上规定，国内目前的民办高校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①以办学主体为区分，即除政府以外其余一切社会力量举办的高校。②以所有制为区分，即除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以外一切非公有制学位举办的高校。③以学校的投资为区分，即未用到国有资金办学的一切高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经历了停滞沉寂期（1949-1980年）、恢复萌芽期（1980-1992年）、逐渐恢复与发展期（1992-1998年）、快速发展期（1998-2010年），以及目前所在的转型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党中央对于国内的民办高校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我国民办高校发展迅速，数量和规模都稳步提升，在缓解政府财政紧张、增加教育供给、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第十二条曾提出“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版第三条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结合《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定纲要》中“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民办教育及民办院校高水平发展的高度重视。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民办高等院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取得了很多显著成就：①规模体量稳健增长。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萌芽初期，大多数民办高校没有独立的办学场所，通常租赁校舍开展教学，位置偏僻，办学条件艰苦。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民办高校的招生人数逐步增加，规模体量迅速扩张。一部分由大型企业投资新建的民办高校，由于规划起点高、投入大、办学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可与公办高校媲美。②办学层次格局上移。20世纪90年代，民办高等教育还处在以职业培训、课外补习、自学考试等非学历教育领域的较低办学层次。随着2011年全国五所民办高校先后获得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2018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示范基地——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升格为吉林外国语大学，民办高校办学层次从非学历到学历教育、从专科到研究生教育、从学院升格为大学，有了历史性的进展。③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我国民办高校早期发展主要依赖扩大生源的生存模式，对于教学质量的关注和投入不够。21世纪以来，我国民办高校不断加强专业建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部分高校在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等方面形成了品牌特色，一些专业跻身于一本批次招生。我国民办高校作为特定资源和环境作用下的产物，为推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出了大批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

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最早的一批民办高校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中仰恩大学、黄河科技学院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创办的。但民办高校在经过接近四十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查显示，截止2023年2月底，全国高等学校共3013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59所、成人高等学校254所（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高校）。在2759所普通高等院校学校中，本科院校有1270所，专科院校1489所。在1270所本科院校中，公办院校有847所、民办院校有423所。民办院校占比达到33.3%，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这423所民办院校中，拥有最多民办本科院校的前三名的省份是湖北省、广东省、江苏省。湖北省作为国内教育强省，拥有普通高等学校132所，民办高等院校共计43所，其中民办本科院校32所（含独立学院12所），民办专科院校11所。（数据来源：https://www.sohu.com/a/649306533_121642627）

1.2 研究意义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办高等院校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为教育建设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湖北省民办高校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湖北省民办高校体量大，却存在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建设速度趋缓、高水平发展路径不明等紧迫的现实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并走向高质量的今天，民办高校将如何发展、何去何从都将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湖北民办高校如何在大的基础上做强，更是湖北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此外，纵观现有有关“民办高校发展”主题的研究，虽涉及民办高校发展的各个方面，但其研究大多相互分割，呈“碎片化”散点分布，研究也大多属于分析论证，缺乏实证研究，其研究观点的可信度不高，决策依据性不强。

基于此，本课题一方面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为时代背景，采用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调查分析了湖北省民办高校的困境现状，提出了目前省内民办高校发展被制约的内外因素主要表现在政策倾斜与重视不足、办学经费来源单一、师资队伍不够稳定、内涵建设投入不足四个方面。再结合湖北省民办高校发展的地域特色，尝试分别从国家与政府层面与高校内部建设层面提出了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多措齐下补充资源短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坚定教育的公益性以及加强员工认同感和凝聚力等突破困境、推进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本课题还综合研判了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现状，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建设高水平私立高校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民办高校明确自身定位，找准高水平建设方向提供了参考，对推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注：本课题里所称“民办高校”主要包含本科层次的民办院校（含独立学院）和高职专科层次的民办高校。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研究思路

本课题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为时代背景，以构建民办高校发展要素模型为工具，采用了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略，为湖北民办高校民办院校破解生存危机、以阶梯累进获取办学优势、以持续优化保障赓续发展指明方向和提供决策依据。

2.2 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取了文献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了科学、合理、有效地完成研究目标，本课题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法分别是通过匿名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进行实现。问卷一直被视作生成具有统计意义数据的理想工具，本次研究中问卷的另一个目的是筛选出在随后的半结构式访谈中能够给出有效答案的参与者。当调查问卷和访谈结果在研究中相结合时，是量的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有效路径，同时深度访谈也可作为问卷数据的有益补充。

2.2.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指通过阅读、分析、整理有关文献材料，全面、正确地研究某一问题的方法。本课题分别以“民办高校困境”、“民办高校突破”、“国外私立高校”等为主题词，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获取研究资料，从而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内民办高校与国外私立高校的研究现状。

2.2.2定量研究法

定量研究法是从量的方面分析研究事物，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和考察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法。本课题中的定量研究法主要采用以封闭式问题为主的综合式问卷法进行调查和研究。此类问卷的优势在于差异较小，收集的回答更一致，且更易管理数据。问卷一直被视作生成具有统计意义数据的理想工具，本次研究中问卷的另一个目的是筛选出在随后的半结构式访谈中能够给出有效答案的参与者。问卷设计本着科学严谨的原则，从民办高校的办学优势与劣势、民办高校的办学现状、制约民办高校的发展因素、发展前景四个维度设计了24个问题，一共发放了40份问卷，收回40份，有效问卷40份，有效问卷比例100%。问卷发放人群为40名来自湖北省不同民办高校（其中6名来自高职高专院校，其余34名均来自普通本科院校）的授课教师或管理层人员。选择这些调查对象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在湖北省不同的民办高校内任职，对高校的办学制度、运营模式、现状与未来发展路径都有着不同程度和不同立场的了解与思考，能够对制约湖北民办高校发展的具体因素及解决路径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批判性分析。由于课题进行时疫情带来的限制，所有问卷皆由“问卷星”小程序在线上发布并回收，再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问卷结果分别从信度、效度、方差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2.2.3定性研究法

定性研究是研究者用来定义问题或处理问题的途径，它是揭示事物性质的一种市场研究方法。本课题中的定性研究法主要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来实现的。访谈邀请了5名已填写过问卷且来自不同民办高校的参与者，包含1名授课教师以及4名不同部门的管理层人员。为了确保实证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本调查在访谈样本的选取上做了精心的设计。具体而言，在访谈样本选取上，尽量保证代表性和典型性。研究者事先准备了访谈提纲，围绕民办高校流动性、内部管理体制的问题、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如何保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再根据受访者回答问题的实际情况灵活地作出必要的调整。半结构化访谈鼓励所有的受访者们通过开放式的问题探讨个人经历，也允许有新概念的出现，通常可以使受访者的回答更丰富和有深度。访谈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每次不少于30分钟。访谈开始前研究者会向受访者们说明访谈目的，解释数据保留和使用的隐私说明，在征得受访者的同意之后，会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并告知他们有权随时选择退出或者中断。在访谈内容资料的整理过程中，研究者会对受访者进行编号，同时将录音资料逐字逐句转录成文本资料，再进行逐一分析。

2.2.4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本研究基于比较研究法，研判了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现状，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建设高水平私立高校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民办高校明确自身定位，找准高水平建设方向提供参考，也对推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研究过程与结论

3.1 研究过程

3.1.1文献检索

以“湖北民办高校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为主题，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获取相关研究资料，从而全面、及时、准确地了国内民办高校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以“民办院校发展”为检索词，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数据库，共检索了相关文献676篇；检索结果的可视化分析如下图：

以“民办高校困境”为检索词，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数据库，共检索了相关文献1254篇；检索结果的可视化分析如下图：

以“民办高校突破”为检索词，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数据库，共检索了相关文献446篇；检索结果的可视化分析如下图：

以“湖北民办高校困境”、“湖北民办高校突破”为检索主题，却没有检索到任何具体文献，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大学高等教育领域，民办高校的困境及发展研究已经逐步被教育学界重视，但针对湖北民办高校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充分体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3.1.2定量研究

（1）问卷基本信息概况

本次研究中问卷回收的基本样本构成如表1，性别：男性37.5%，女性62.5%；年龄：35岁以下50%，35-45岁30%，46-55岁7.5%，55岁以上12.5%；职称:助教50%，讲师20%，副教授22.5%，教授7.5%；学历：博士研究生7.5%，硕士研究生82.5%，本科10%；所在民办高校的类型：本科院校85%，高职高专院校15%；从事民办高校教育的年限：5年以下52.5%，5-10年7.5%，10-20年40%；所在民办高校的规模：1万人以下5%，1-2万人85%，2-3万人5%，3万人以上5%。由此可见，样本结构较为合理，针对本次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问卷基本信息统计表

（2）信度、效度及方差分析

本课题中采用了SPSS 26.0统计软件对问卷结果分别从信度、效度、方差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信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据（尤其是态度量表题）的回答可靠准确性，即样本有没有真实作答量表类题项。本次研究采用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 α系数值,下同)作为本问卷的信度分析指标，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值越高，信度越好。一般来说，信度系数在0.8以上,则该测验或量表的信度非常好；依据吴明隆的观点，信度系数至少要在0.6以上，如果低于0.6,量表就需要重新设计题项。从表2的数据结果来看，本问卷的信度良好。

表2 信度分析结果

效度研究一般用于分析研究项是否合理，有意义，效度分析使用因子分析这种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一般分别通过KMO值，共同度，方差解释率值，因子载荷系数值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以验证出数据的效度水平情况。一般来说，如果KMO值高于0.8，则说明非常适合信息提取(从一个侧面说明效度好)；如果KMO值介于0.7~0.8之间，则说明比较适合信息提取(从一个侧面说明效度较好)；如果KMO值介于0.6~0.7，则说明可以进行信息提取(从一个侧面说明效度一般)；如果KMO值小于0.6，说明信息较难提取(侧面反应出效度低)；此外，效度分析要求也需要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对应p值需要小于0.05）。本次研究通过SPSS软件使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进行效度验证，从表3的效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出：KMO值为0.703，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水平值（P值）为0，表明本次问卷的效度较好。

表3 效度分析结果

方差分析的目的是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对该事物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显著影响因素的最佳水平等。本次调查的方差分析结果整理在excel表格中，结果如表4显示，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工作年限、所在高校类型等各类间无显著差异。但是在认为地方政府针对民办高校制定的政策落实情况这一问题上，不同的高校规模间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F=4.394，p=0.010)，以及具体对比差异可知，有着较为明显差异的组别平均值得分对比结果为学校规模在“1万人以下>1-2万人；1万人以下>3万人以上”。

表4 方差分析结果

3.1.3定性研究

基于深度访谈的数据结果，本研究将制约湖北省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维度（图1）。其中，外部因素主要表现在国家与地方政府给予的政策倾斜与重视不足、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单一两个方面；而师资队伍不够稳定、内涵建设投入不足是造成湖北省民办高校目前困境现状的内部因素。

图1 制约湖北省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图

（1）政策倾斜与重视不足

在湖北省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公办高校不论办学实力、社会认可度、国家和政府的政策供给等都令民办高校望尘莫及。其中，国家对于民办高校的扶持力度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其的重视程度引起实证研究中参与者的讨论最多。例如，受访者5（男，本科院校）在深度访谈中曾提到“民办高校通过专业调整，鼓励创新创业等措施使学生就业率目前尚且可观，但是民办高校未来发展，需要政策倾斜，可实际上民办高校不被政府所支持，比如土地出让需要缴纳出让金、实训室建设投入很难贷款、地方财政投资为零等等，这也导致民办教育蛋糕很难做大做强。”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国家目前虽然鼓励和支持高水平地建设民办高校，但是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的标准、如何建成以及民办高校未来会在哪些方面占据优势等，都尚缺乏国家层面政策法规的支持与规范；其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了民办高校应该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在法律地位上与公办高校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国家与地方政府政策供给的表现依然是规则多，可操控性少。相较于公办高校，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于民办高校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政策性歧视。比如政府对科研项目的资助和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递增，但是力度通常都向公办高校倾斜，导致民办高校获取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极其有限。除了科研领域以外，资源的不平衡同样体现在比如高校评奖、校园建设、学科平台搭建、地方财政投资等等；其三，民办高校最大的特点是建校时间短，基础薄弱，相比于公办高校动辄上百年的历史，很多民办高校可能只有短短数十载的发展历程。国家及地方政府早期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时放任，现阶段却突袭式的监管也都体现出了其对于民办高校教育高质量持续发展的重视不足。可见，国家与地方政府给予的政策倾斜与重视不足是制约湖北民办高校发展的外因之一。

（2）办学经费来源单一

大学是需要靠消耗大量资源以支撑的贵族型学术组织，对巨大资源的依赖是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资源之于任何一所大学都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高低与办学经费的投入密切相关。例如受访者1（女，本科院校）在访谈中说到“民办高校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以我所在的高校为例，除了社会捐赠等很小份额的资金支持，其余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于学生的学费。”受访者3（女，高职院校）也同样提出，“民办高校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因为民办高校不像公办院校有财政拨款，是属于自给自足、自负盈亏的营业模式。所以小到学校的桌椅板凳、大到实验楼等都需要学校自掏腰包。像我们这种职业技术学院有大量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课程体系中包含很多实验课、实训课，都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的，如何保证这些资金的来源和稳定流动，对于民办高校都是极大的挑战。”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特定资源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办高校所拥有的资源相较于公办高校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这种资源差异集中体现在财力的差异上。由于民办高校大多数为投资办学，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支持，例如公共财政拨款、社会企业捐赠等较少甚至没有，所以学费就成为了绝大多数湖北省民办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一方面这直接导致了高校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足够的财力聘请一流的教师、引进国内外的先进设备和进行持续性科研创新；民办高校的教师们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最前沿的研究理论和创新活动，导致学校内部的学术氛围不够浓厚；另一方面，民办高校只有具备一定的学生规模，才能有稳定的办学收入，才能持续性的生存和高质量发展。有部分高校也确实因为错失规模扩张的机会而倒闭或者变卖。这直接导致了一些民办高校仍将规模扩张作为首要任务，为了有效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教育，民办高校往往不能专注于教育的公益性，而是不得不兼顾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正如有受访者在访谈中质疑有的民办高校主办者不是真心办学，而是把资本的利益彻底凌驾于教育的公益性之上。所以目前对于民办高校如何取得合理的回报，仍缺乏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和指导性建议。办学经费来源单一成为了制约湖北省民办高校发展的另一大外在原因。

（3）师资队伍不够稳定

为了鼓励办学，国家对民办高校教师的聘用要求比较宽松。民办高校教师多以中青年教师、兼职的外聘教师为主。青年教师是大部分民办高校的中坚力量，绝大多数是刚刚开始工作的硕博毕业生，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教师结构不合理、教师人数不够、兼职教师过多、教师流动性较大等多种原因都会引起师资队伍的不稳定，阻碍民办高校走上高质量稳定发展道路。

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可能影响民办高校师资队伍流动性的直接原因主要体现在教师职业晋升受限和薪酬待遇不理想两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初入职场的年轻教师更倾向于将民办高校作为过渡和“跳板”，一旦有薪酬待遇更好的工作机会便会离开；另一方面，一些拥有较高职称的高级人才也可能会因为目前的平台已经达不到自己的发展要求而选择换工作。例如，受访者4（女，本科院校）在访谈中提到民办高校的教师流动性总体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晋升路径和平台有限，导致教师们的个人职业发展目标不够明确；二是民办高校的整体福利待遇相较于公办院校较低，让教职工们缺乏职业安全感；受访者2（男，本科院校）也同样提到在自己所在的高校里，副高级及以上的高级人才流动性较大。究其原因其一是福利待遇不太理想；其二是高校提供的平台并不利于科研。除此之外，受访者5（男，本科院校）还特别指出“部分民办高校的工作强度较大，教师出于自身原因，希望在其他高校得到缓解”也是民办高校流动性较大的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民办高校办学水平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性因素。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建设必然需要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而师资队伍的流动性大也就成为造成湖北高校发展困境的一个主要内在原因。

（4）内涵建设投入不足

民办高校在我国经历了萌芽、半规范化、快速发展的历程，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导致内涵建设上的投入不足，体现在管理体制的一些弊端和教职工对于高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缺失两个方面。

一方面，正如受访者2（男，本科院校）在访谈中提到“国家创建的关于民办高校的建设体制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管理规范制度，管理层的法制意识也不够强”。受访者4（女，本科院校）也同时指出“从管理体制上来说，民办高校存在管理的主题不明确、管理特色不够明显、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另一方面，“激发教职工凝聚与认同感”是参与者们普遍认同湖北省民办高校最需要改革的方向之一。诸如受访者1（女，本科院校）在访谈中说到“民办高校教职工相较于公办院校退休后的待遇没有那么好，导致部分民办高校的教职工们任职期间感觉没有安全感”。受访者5（男，本科院校）也提到民办高校普遍缺乏人文关怀，民办高校的教职工们普遍归属感不强，不能很好的发挥出主人翁意识，而是更多以“打工仔”自居。

受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湖北省一些民办高校缺乏明确的办学宗旨和前瞻性的战略规划，部分举办者对办学自主权的理解不够、对高等教育办学的规律认识不足，仍一直把高校规模扩张作为首要任务。虽然目前已有少部分人提倡和呼吁建设高水平的民办高校，但是大部分民办高校的教师、中高层管理者等还未深刻意识到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要么一味地模仿公办高校的办学模式，在意识上固执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资源的倾斜才是高校高速发展的唯一路径；要么完全照搬同类型其他的民办高校的管理模式，导致缺乏自身的管理特色和专业品牌效应。此外，部分民办高校内涵建设投入不足对教职工全心投入教育事业具有十分的消极影响，一是由于民办高校特殊的性质和体制，虽然学校都会设立各项规章制度，但是很多决策仍由学校高层单方面决定后直接布置实施，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和民主决策的积极性被压制，处于被动接受学校各项决策的状态，导致很多教职工缺乏主人翁意识以及对教育集团文化、学校文化的认同感，也缺乏为学校群策群力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高校建设的主动性。二是由于高校对于教职工身份的企业化规定以及缺乏人文关怀、缺乏退休后的保障性待遇，特别是与公办院校的教职工比起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远没有公费医疗、退休金有保障，导致教职工们在就职期间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或者工作中去，影响民办高校自身的稳定办学和长足发展。综上所述，内涵建设投入不足是另一制约湖北省民办高校发展的内在因素。

3.2 研究结论

3.2.1民办高校突破现实困境的发展路径

根据实证数据显示的制约湖北民办高校发展的内外因素以及面临的困境现状，再结合湖北民办高校发展的地域特色，本课题拟从两个层面（见图2）提出如下破除现实困境、迈入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建议:

图2 民办高校突破现实困境的发展路径结构图

（1）国家与政府层面

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年）》中曾强调“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工作职责，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国家和政府虽然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是“规范和支持”，但是现实中一直建设缓慢。想要民办高校得到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民办高校建设，国家应该突破规则的限制，从源头上优化民办高校相关的制度环境。

其一，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国家和地方政府虽一直鼓励和支持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但是也缺乏何为“高水平”的相关文件进行指导和规范。一是从法律法规到办学经费、教职工福利、教学督导等方面精准制订行之有效的政策，扶持和帮助民办高校走出现实困境。例如：设立民办高校教育管理部门，专门负责研究民办高校办学、运营规律及未来发展模式。二是扩大民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减少地方政府对学术研究、民办高校自主改革和创新等方面的干预，有效平衡行政权利和学术权力。三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推进督导评价机制创新，落实对民办高校办学行为的规范化督导等等。

其二，多措齐下补充资源短板。地方政府往往把优质资源向公办高校倾斜，民办高校想要走出困境，政府必须“一碗水端平”，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拓宽民间资本投资办学渠道等方式有效解决民办高校经费来源单一和短缺这类长期发展制约因素。例如落实各地民办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立健全保障教育经费全面投入的机制；通过股权转让、制定服务于企业的制度等方式积极吸纳企业或者民间资本合作办学，合法拓宽办学经费的来源。还可以借鉴西方私立高等院校有关捐赠的税收制度，制定合理合法的税收政策。通过减免、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自行捐资助学；简化各类繁复的捐赠程序，允许捐赠方、优秀校友、民间力量等直接向民办高校捐款等。

（2）高校内部建设

新制度主义理论由马奇和奥尔森于1984年提出，后来由迈耶和罗万引入教育领域，它解释了“制度”在组织发展变革中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学校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对于制度化做法的高度认同。”在制度与组织的互动中，当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不能一味地迎合制度环境，而应该去支配环境、影响环境。此时，组织的内生动力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民办高校发展初期，还在以扩张规模为首要任务时依据制度环境不断调整加以适应无可厚非，但当高校发展到一定规模，制度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时，民办高校就不能再局限于外在条件，而是应该转为更重视自身的内生动力。无论是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还是制定更符合自身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等都成了民办高校走出现实困境、在同质化严重的同类型大学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高校内部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民办高校要清晰地意识到，师资队伍是民办高校高水平建设的核心力量。广纳人才，培养优质、稳定的师资队伍才是民办高校走向高水平发展道路的有效路径之一。一方面，高校对内可以着重培养专职教师，支持不同职称的教职工进修学习、提升学历等；对外要广纳人才，尤其是招纳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甚至企业办学的高校还可以依托企业优势引进来企业兼职的创新创业人才等。另一方面，高校应最大限度保障民办高校教职工的福利待遇、适度增加工龄工资、完善退休后的保障措施，使得所有员工对院校都有归属感、安全感和责任感，能全身心投入到学科建设以及教学管理中。此外，构建全员参与、终身培养的教师激励机制，稳定现有的教师队伍，激发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驱动力，鼓励教师们在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中不断提升自己，从而提升高校整体教学实力。

其二，在综合实力已经不及同类型公办院校的情况下，民办高校更不能把资本利益凌驾于教育的公益性之上，而是应该在意识上摆脱单纯以扩张规模求生存的发展困境，坚定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注重以特色取胜、以创新为先。不仅可以利用民办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多元化、办学自主性强的优势，灵活设置专业课程和教学体制，打造属于民办高校教育的专业品牌；还可以借助自媒体，积极宣传民办高校的优势，参与国内外高校间的各类交流活动等扩大影响力和社会效应，逐步提升民办高校和民办高校教职工的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人才认可和主动投身于民办高等教育中。

其三，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民办高校的发展和建设不应该“一意孤行”、“独断专行”，举办者应该充分吸纳各职能参与者们的意见和建议，让大家拧成一股绳，群策群力，明确各自的任务与目标，并积极将自身的发展规划与学校的建设与未来相结合，让高校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更有主人翁意识，提升对于高校建设以及教育集团文化、学校文化的认同感与使命感，积极主动地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以饱满的热情主动投身于高校建设中去。

3.2.2 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发展的比较分析

我国民办高校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壮大，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相当规模，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层次和办学特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民办高校通常被称为私立高校，又由于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不同国家的私立高校呈现出不同的办校特色，其发展成就也各有千秋。

本课题主要从政策支持、财政投入、治理模式及社会认可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了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发展现状。

（1）政策支持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制定专门的私立教育法规来规范私立高校的设置、建立和运行，并在完善私立高校治理的政策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例如，1819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桩关于高等教育的诉讼案——达特茅斯诉讼案判决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就表明了对于私立高校的认可。后面制定的法律如《教育机会法》《高等教育法》等赋予了私立高校与公办院校同等的地位和权利，明确了政府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向私立高校提供资助。这些法规帮助私立高校逐步成为美国优质高等教育的支柱。韩国政府不仅通过《私立学校法》《私立学校教员年金法》等法令明确私立高校的法律地位，使之得到法律保障，并要求其必须在依法办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办学精神和办学理念，再随着社会经济的需求调整专业和课程，形成多样化的办学特色。

在我国，国家大力鼓励和支持高水平建设民办高校，但尚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了民办高校应该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在法律地位上也应与公办高校平等，但实际政策供给的表现依然是规则和要求多于可操控性。关于高水平民办高校建校的标准、民办高校未来发展的政策保障等，仍需要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来规范和引导。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公办高校，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民办高校还存在一些政策歧视。例如政府对高校科研项目的资助和科研经费的投入虽然逐年递增，但是资助力度往往向公办高校倾斜，导致民办高校能获得的科研项目和研究经费非常有限。

（2）财政投入比较

在国外，私立高校的办学资金来源较为广泛。其一，政府拨款一直是很多国家私立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近年来政府拨款在私立高校投资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依然占据了学校经费来源较大的比重。其二，国外捐赠模式呈多样化，包含校友捐赠、社会捐赠、董事会捐赠等等，捐赠的内容也包含了现金捐赠、有价证券捐赠、不动产捐赠等等多种。

以美国为例，私立高校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包含联邦政府设立的奖学金、助学金等，而且捐赠收入也是美国私立高校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之一，甚至资助金额能达到给公立高校的3-4倍。美国高等教育的捐赠历史悠久，很多著名高校都有私人捐赠者。联邦政府为了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捐赠，还制定了专门的税收减免政策，规定凡是向高等教育捐赠资金款项和不动产等的机构和社会公众，都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纳税优惠，以此来刺激大众主动捐赠的热情。

在我国，民办高校大多数为投资办学，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支持，例如公共财政拨款、社会企业捐赠等较少甚至没有。因此，学费往往就成为了大多数民办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一方面，资金的“捉襟见肘”使我国部分民办高校没有足够的财力建设一流的学术研究队伍，在进行前沿科研创新方面欠缺；另一方面，部分民办高校因办学经费不充裕，不得不始终以规模扩张作为办学的首要任务。一些民办高校领导认为学校只有具备一定规模，才能有稳定的学费收入，从而让学校生存下来。为了有效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部分高校也无法专注于教育，选择将资本的利益凌驾于教育的公益性之上。

（3）治理模式比较

国外私立高校目前主要存在大学法人和董事会这两种治理模式。两种治理模式相互交叉，共同组成了私立高校的基本治理制度。创建于十二世纪的巴黎大学是最早取得大学法人地位的中世纪高校之一，其治校制度被英国的牛津大学效仿，后来美国众多高校又移植了英国的大学治理制度。

美国私立高校治理模式中（如图3），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着高校的政策，管理着高校的发展方向。董事会的成员通常由前任董事和校友会选举产生，成员来自于广泛的社会阶层，比如财团基金会、杰出校友等等。董事会承担引领和监督学校发展的职责。学校内部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力则委托给由董事会推选出来的大学法人——校长手中，而有关学术的事务权力则交给了由教授、教师、科研人员等组成的学校评议会负责。

日本私立高校的治理制度与西方部分相似（如图4），由理事会、监事会、评议会三方面组成。理事会类似于董事会的作用，首先提出学校发展的大政与规划，再移交由校长、学部长、教授、研究所所长等组成的评议会审议并做出决定。监事会则对学校的财产及理事工作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国外私立大学中，无论董事会还是理事会或者同类机构，只对学校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而不管具体实施。校长既对董事会负责，又负责管理学校的具体事务。除此之外，还从制度上保证教职工的参与权力，多种途径让教职工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调动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

这两种治理模式中的每一个机构既能各自行使其权力，又彼此制约；既能集思广益，提高学校管理工作的效率，又能避免个人独断专行的行为，体现了民主的自律管理机制。

图3 美国私立高校治理模式                           图4 日本私立高校治理模式

在

在我国，2007年颁布的《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和2008年颁布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都对民办高校内部管理形式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民办高校办学实际过程中，由于上述规定较为笼统，对董事会人员的资格、任期和选举程序尚未提出具体要求，对会议召开频次和议事规则也没有相应规定，导致一部分民办高校的董事会虽然按法律要求设立了，但在实际学校运转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民办高校管理架构上，很多举办者中的大股东（一般为董事长）拥有毋庸置疑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学校的董事会往往变成“家事会”或“一言堂”。据调查，部分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全由其举办者的家族成员构成，外部独立董事几乎没有。这样造成董事会没有履行或无法履行董事会的各项职权，董事会章程成一纸空文，董事会职能也完全虚化，更无谈制定国外私立高校常有的师生群策群力、共同参与治校的民主制度。正是因为部分举办者对办学收益的过分追求，使得办学质量和师生需求为之让位，办学的目的趋于功利。另外，董事会的办学思维存在短视化的缺陷，在作出重大决策时缺少对国家宏观教育形势的准确把控和本校未来发展的全盘谋划。

（4）社会认可比较

在西方发达国家，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往往有着同等的社会认可度。正如美国的私立高校是美国优质高等教育的支柱，一流私立高校被作为顶尖名校的代名词而倍受学生和家长青睐，校内教师与公立教师往往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资格。研究发现，匈牙利、英国、希腊、土耳其等国家的私立高校教师工资比公立高校的教师工资更高。例如匈牙利私立高校的教师工资比公立的高10%左右，土耳其私立高校的教师工资比公立的高20%左右。这是因为私立高校的教师们往往工作时间更长、更辛苦，私立高校对于教师的工作质量和个人素质要求超过公立高校。在国外私立高校工作的教师们幸福感和成就感也较高，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在课堂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够在更宽松的条件下自行选择和处理教学内容、能更多维度地评估学生的学习、组织更个性化的课堂实践等。

我国民办高校的社会认可度尚且不高。截止2022年，我国“双一流”的高校中没有一所是民办高校。仅有少数基础好的民办学校办学实力提升后，部分专业实施研究生教育。全国拥有硕士点的民办高校仅有7所，分别是吉林外国语大学、河北传媒学院、宁夏理工学院、北京城市学院、三亚学院、西京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而其他民办高校仅实施本、专科层次的学历教育或高等职业教育。由此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民办高校被冠以“不正规”“实力弱”的帽子。

同时，我国民办高校教师的社会认可度和职业幸福感也低于公办院校。为了吸引师资，民办高校对教师的聘用要求相对宽松，多以中青年教师、兼职外聘教师、退休后返聘教师为主。其中，青年教师是大部分民办高校师资的中坚力量，他们绝大多数是刚刚开始工作的硕博毕业生，只是将民办高校作为工作的过渡和“跳板”，一旦有薪酬更好或者更稳定的工作便会离开。民办高校教师较大的流动性直接影响了高校一流教师队伍建设。

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民办高校的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师报酬的总体水平未能达到教师的期望。民办高校给予教师福利待遇不够优厚，特别是与公办院校教师相比，公费医疗、退休金方面等没有充裕的保障。二是民办高校对学术科研不够重视，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民办高校的教师们经常觉得其工作仅仅是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学术科研方面的投入和活动开展很少，另教师们对自身学术发展前景比较担忧。三是教职工缺乏“主人翁”意识。我国民办高校一些重大决策都主要由学校高层决定后，直接布置实施，教职工并没有多少民主参与的机会，也感受不到相应的尊重和认可。

3.2.3 国外私立高校发展的启示

我国民办高校与历经多年文化沉淀的公办院校相比，尚处于不成熟的少年时期，但充满了活力和创新变革的意识。国外政府在促进私立高校内涵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支持、财政投入等方面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民办高校的优势和特点，吸取国外私立高校成功的办学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各自校情的办学模式，有助于拓展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思路，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1）健全支持政策，优化制度环境

为了得到社会更多认可、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投身于民办高校建设，我国可以学习国外通过专门教育法规政策来规范私立高校的成功经验。其一，健全民办高等教育法规体系。政府制订和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民办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实施细则。在实施民办高等教育的工作中，政府应将民办高校与其相关利益主体（举办者、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等）的诉求和价值置于政府决策的优先位置，以高校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的施政目标和考核标准，尤其注意政策落地实施的反馈。其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仅依靠企业的资金无法支撑高校高水平持续发展，政府可设立专项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基金、建立对高水平民办高校的专项补贴、支持民办高校资产的运作服务，优化民办高校的融资制度环境等来改善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困境。其三，形成高水平民办高校的示范效应。例如开辟国家级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项目，在国家建设项目中给予民办高校更多机会以提高其社会声誉；鼓励地方政府按需建立对当地民办高校的支持渠道，制定民办高校办学质量与效益评估的有效指标，再根据评估的结果给予一定的绩效性支持；对于已经具备较高水平、在人才培养或者科技创新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民办高校给予奖励，激励更多的民办高校积极参与高水平高校建设等。

（2）拓宽资金来源，保障经费充裕

我国的民办高校大多数为投资办学，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支持较少甚至没有，学生的学费往往成为了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正如眭依凡在早前研究中所说“大学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以支撑的贵族型学术组织，对巨大资源的依赖是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丰富办学资金来源是高水平建设民办高校的重要途径。

其一，吸引更多资金雄厚的企业投入巨资，兴办高水平民办高校。纵观日本、韩国、美国、土耳其等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往往都能获得其国内重量级财团和企业的支持，如被三星财团收购了的成均馆大学，其经营学院就是三星集团设立的，三星财团还为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三星全球成均奖学金。我国虽然很多民办高校由企业家及相关企业举办，但进入全球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各行业的头部领军人物捐助或亲自出资建立的民办高校数量却不多。应吸引更多资金雄厚的企业投入资金，兴办高水平民办高校。

其二，建立健全民办高校捐赠制度，拓宽捐赠渠道重视社会捐赠。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社会捐赠收入所占比例一直较低。主要是因为国家尚未建立完善的民办高校募捐机制，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尽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也没有统一的规范；已有税收减免政策的要求过于苛刻、办理程序繁琐也使优惠政策不能有效落实等。因此，立法制定并完善社会捐赠的激励机制、简化税收优惠审批程序、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开发社会资本拓宽社会捐赠来源和方式，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中显得尤为紧迫。国家可从逐步探索接受股票、债券、固定资产等社会捐赠类型等，来丰富捐赠者的选择，让捐赠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其合适的捐赠类型，以此激发社会捐赠的活力。

（3）优化办校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其一，优化治理制度。为了更好地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我国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治理模式，尝试优化现有民办高校治理制度。一则严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完善和落实董事会的各项章程，建立资产运作和学校运行相分离的双重治理机制，使民办高校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二则优化董事会结构。如优化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比例，确保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员曾经从事过高校教育研究或教学来保证高校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再则明确校长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包括建立校长遴选制度、校长责任目标制及利益共享制等，确保校长能正确行使职权，避免出现其有职无权或者有权无责等现象。最后，要建立民主治校机制。加大广大教职工的民主决策权，以激发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实现群策群力，让教职工都能积极主动地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集思广益地管理高校，提升教职工们对学校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其二，完善监督机制。完善民办高校治理监督的机制，对于激活高校内部发展动力、加强内涵建设尤其重要。落实和完善我国民办高校的支持与监管政策，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第一，加强财政监管。利用好社会各类认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保证民办高校财务规范运作。对于具有潜在财务风险的民办高校，构建相应的预警机制来约束和监管，并加大对于违规失信办学的高校的处罚力度。第二，效仿西方先进的私立高校治理结构，成立校评议会、监理会等类似的民主监督机构，由教授组、优秀学生组、科研人员组及行政人员组共同构成。各成员组均有表决权，负责监督学校的教学运行和业务执行情况，以提高民办高校内部的自治管理水平，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并确保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第三，企业可以尝试创办基金会，并将基金会作为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建立起企业和民办高校之间的“风险防火墙”，有效预防企业经营的资金风险对高校正常运行造成的冲击。

（4）加强内涵建设，打造办学特色

其一，提升办学层次和教育质量。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与本专科教育的规模不协调，“双一流”的名校里更是没有一所是民办高校。以2020年为例，2020年中国民办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达236.07万人，较2019年增加了16.38万人，同比增长7.5%，但是同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仅仅才21260人。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民办高校的办学层次明显偏低，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比起国外的私立高校来讲极小。办学层次往往决定了一所高校吸纳资源的能力。国内民办高校在创办之初也是定位走高水平甚至研究型高校的发展道路，但最终都因为办学层次受限而偃旗息鼓。建议我国可以借鉴如美国、日本等高等优化教育层次结构的经验，把民办高校发展重心逐步由规模扩张转移到提高办学层次、提升人才质量上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创办的民办高校参考其发展路径、对地区经济作出的贡献等，可采取“特事特办”的方法，适当拓宽民办高校申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的渠道并进行一定的政策帮扶，以推动国内民办高校按照发展规划培育卓越的学术人才，有重点地促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其二，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实践表明，凡是定位科学、特色显著的民办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容易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欢迎；反之则招生困难，办校规模也会不断缩减。我国民办高校想要找准定位，树立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一方面可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例如：现阶段的我国面临着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的严峻问题，社会与市场急需与其相关的养老行业、护理行业、殡葬行业等应用型专业，民办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与资源设置此类优质专业、课程、师资力量等，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适当放权，运用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以及鼓励境外合作办学模式。借助本土化的教学资源，引进国外好的、高质量的教学理念，然后在中西教育模式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改善自身的办校状况，以求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民办高等教育品牌。

4 研究成果

综合而言，本课题不仅针对湖北省民办高校的发展困境进行了实际调查和实证分析，提出了突破困境的具体举措，形成了新的理论观点，充实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还就国外私立高校与我国民办高校的现状和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总结国外私立高校的优秀治校经验，再结合我国民办高校的优势和特点，探索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办学模式和办学思路，为我国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对促进国内民办高校发展也有一定参考意义。现已公开发表了1篇学术论文，形成了2万余字的研究报告，实现了预期研究目标。

5 成果价值与建议

5.1 本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创新

（1）在我国大学高等教育领域，民办高校的困境及发展研究已经逐步被教育学界重视，但针对湖北省民办高校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作为全国的教育大省，人口众多,考生数量也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湖北省对教育资源的需求空间相对较大。因此，研究湖北省民办高等学校的现实困境并分析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内外因素，不仅能充实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更能为湖北省民办高校未来的高水平发展指明方向和提供决策依据。

（2）纵观有关“民办高校发展”主题的研究，虽涉及民办高校发展的各个方面，但其研究大多相互分割，呈“碎片化”散点分布。除此之外，其研究大多属于分析论证，缺乏实证数据支撑，其研究观点的可信度不高，决策依据性不强。本课题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获得了有效实证数据，弥补了相关方面的空白。

（3）有关国外民办高校（国外一般称之为私立大学）发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私立大学。本课题综合研判了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现状，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建设高水平私立高校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民办高校明确自身定位，找准高水平建设方向提供了参考，对推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2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1）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

由于疫情的限制，本报告仅针对湖北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困境的一般性问题作了初步研究，样本数据采集也不够丰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尝试对民办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开展分类型的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为湖北民办高校的建设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2）进一步探讨“民办高校规范化特色发展路径”

伴随一系列新政的出台，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已被赋予新的意蕴：既要遵循政策引导，规范民办院校管理行为，又要在此基础之上，引领民办高校特色发展。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再结合《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定纲要》中“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民办院校规范化特色发展的高度重视。而民办高校通常因生搬硬套公办院校的建设模式，忽视了特色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未能厘清规范化管理与特色办学之间的逻辑关系等各种因素导致高校内部出现治理结构失衡、办学同质化、复制化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建议下一步着重探索国内民办院校在规范化管理的前提下如何构建特色发展路径，对于国内民办院校破解生存危机、以阶梯累进获取办学优势、以持续优化保障赓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致谢

本课题特别感谢湖北省民办教育委员会成员提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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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价值、目标与路径

杨筱曼，汤先萍，刘 剑

摘要：公共健康是以保障公众的健康水平、维护健康公平为导向的公共事业。公共健康意识是个体对公共健康相 关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以及根据这些认识和理解采取相应的行动。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是 青年强国的时代要求，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树立公共健康理 念、改善对待公共健康的态度、增强对个体健康和公共健康的责任感以及培养公共健康习惯和行为是大学生公共 健康意识培养的主要目标。应以构建公共健康意识培养体系、结合“大思政课”建设和加强公共健康校园文化建设 为主要路径。

关键词：公共健康；公共健康意识；价值；目标；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公共 健康，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重要论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公共健康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 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来源广泛、高度聚集、活动频繁等特点，是突发性传染疾病的高危易感人群。三年新冠疫情的肆虐传播，对高校公共健康教育敲响了警钟。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已成刻不容缓 的时代命题。

一、公共健康与公共健康意识

1.公共健康

关于公共健康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诸多学者观点，笔者将公共健康的定义概括为“使命说”、“组织形式说”、“对象说”和“特征说”等类型。“使命说”认为，公共健康是“通过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来实现的预防疾病、延长生命和保护健康的科学和艺术”，“公共健康是指导维持和改进所有人健康的科学、实际技能和信念的综合”，强调公共 健康的使命是“预防疾病、延长生命、维持和改进所 有人的健康”。“组织形式说”认为，“公共健康是地 方、国家、民族和国际资源的组织形式，旨在强调影 响各个社会的主要的健康问题”，突出公共健康的组织性。“对象说”认为，“公共健康主要关系到整个人 口的健康，而不是个体的健康。”强调公共健康的对 象是整体，而不是个体。“特征说”认为，“公共健康 的特征包括强调健康促进以及疾病和残疾的预防； 流行病学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人口的监视以及其他形式的经验性的量化评估；意识到健康决定因素的多维度性质，在提出有效干预过程中，注意到许多因素———生物、行为、社会和环境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尽管这些定义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公共健康的使命、组织形式、对象与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内容，但是，每类定义都仅侧重于问题的某些方面，而无法给出更具有涵盖性、普适性的定义。随着“健 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健康融万策”“共建共享”等理念的提出，公共健康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使命，公共健康的概念被不断继承并创新完善。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时代特征，笔者更倾向于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公共健康就是指公众健康，亦可称之为人口的健康，是以保障公众的健康水平、维护健康公平为导向的公共事业。此定义强调公共 健康的公共性，而非个体性，是一种公共事业。其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由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共享。其使命具有综合性，运用健康相关理论与方法，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降低和消除健康风险，改善和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能力，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与生命质量、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

公共健康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公共健康的本质属性是为公众带来健康及其相关福祉的公共事业，突出政府的主导责任。 其二，强调维护健康公平，包括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两个方面。其三，强调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其四，公共健康的实施主体和服务对象是全体成员，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共享。其五，公共健康是一门科学，必须准确把握健康风险和规律， 不断提高预防控制策略和干预措施的科学性。其六，公共健康重在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总结科学规律，反过来指导和应用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公共健康得以成功应用和推广的根基。其七，公共健康不是个体的健 康问题，但它与个体的思想、行为以及个体的健康不无关系。

2.公共健康意识及对行为的影响

意识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意识包括认识意识、情感意识和行为意识。

公共健康意识是个体对公共健康相关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以及根据这些认识和理解采取相应的行动。其包括对健康影响因素、健康政策、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了解，以及根据这些了解而 采取的积极行动。公共健康意识是一种社会道德意识，是在学习、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规范与准则。

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又反作用于意识。健康行为的改变必须依赖于公共健康意识的培养和提升。 诸多研究成果表明，个体受教育水平与健康行为之间具有正向关系。Ｗａｌqｕｅ验证了高等教育能够改善居民健康行为并提高人们预期寿命的假设。李翔等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库，实证分析发现教育能 够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老 年人通常具有更强烈的健康意识，在减少吸烟等不健康行为方面表现更佳。郑榕等从高等教育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高 等教育会提高受教育者的健康认知，接受高等教育 与公共健康意识提升显著正相关，即受过高等教育 的公民更易于获取、接收和理解科学的公共卫生和 健康信息，表明高等教育能够显著改善人们的公共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最新研究发现，平均受教 育水平越高的地区“新冠肺炎”平均确诊人数越低。 因此，教育水平的提升对疫情防控具有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任何行动的采取在很大程度上都取 决于信念和意识的产生。“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传播彰显了公共健康意识对防控重大疫情的重要性。例如，部分人群隐瞒行程和病症、拒绝居家隔离、甚至外出访友聚餐等行为，导致疫情在一定范围内迅速扩散，给全国的疫情防控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从表面上看，这是部分人群不负责任的行为造 成的后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这些人的公共健康意识淡漠、对公共健康的理念、价值和使命认识不到位造成的。

二、加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时代价值

高校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来源广泛、高度聚集、接触密切、活动频繁等特点，是突发性传染疾病的高危易感人群。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1.加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是青年强国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当代大学生是最具活力的青年群体，是强国兴邦的后备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参与者和践行者。然而，强国兴邦不是空想的和虚无的，中国梦不是靠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依靠真才实干，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加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掌握运用健康相关理论与方法，预防和控制疾病 与伤残，降低和消除健康风险，改善和促进自身的生理、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能力，而且有利于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健康观，引领新时代公共健康的价值追求，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学习、生活和工作全过程，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与生命质量、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

2.加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证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成教育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首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首要问题与公共健康的内涵及要义是统一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什么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五育之中，德是根本、智是知识、体是健康、美是综合素养、劳是不懈奋斗。既要以德为先，引领智体美劳； 也要五育并重，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公共健康的内涵及核心要义正是保障公众的健康水平、维护健康公平、降低和消除健康风险、改善和促 进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比较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首要问题和公共健康的内涵及核心要义可见，公共健康教育与五育之“体”是 完全统一的。其次，新时代公共健康的价值追求与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本质问题是完全一致的。 新时代公共健康的价值追求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本质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鲜 明特色和根本价值取向，是教育的历史使命、现实目标与未来方向的统一。因此，加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既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举措，更是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证。

3.加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

从教育目的视角的个人本位论而言，素质教育 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 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现代教育追 求的最高目的与价值是把人培养成社会历史活动的 主体，这是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更是人的发展的内在需求与永恒归宿。由此可见，大学素质教育在体现个人本位论的同时， 并不排斥社会本位论的地位。大学素质教育从教育目的层面实现了大学教育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 的全面融合。大学素质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主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并立足于人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此表述恰是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全面融合的写照。

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既强调个人本位论， 又突出社会本位论。一方面，通过公共健康意识培养，认识传染性疾病流行的根本原因，掌握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缘由和预防方法，促进生理和心理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等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公共健康突出公共性和大众性，强调公共健康的本质属性是公共事业，强调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讲话中强调，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共同追求。无论从个人本位论还是社会本位论出发，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与大学生素质教 育的目的性是基本一致的。《“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指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因此，加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

三、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目标

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目标是根据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通过课堂内外的各种教育活动， 提高他们的公共健康认知水平，增进个人健康和公共健康责任感，促进有益于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健康 行为、生活方式及习惯的养成，促进其身心健康和道德健康，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

1.树立公共健康理念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教育理念决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培养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必须引导学生树立公共健康理念，明确公共健康的大众性、人民性、社会性和公平性。首先，公共健康是大众的健康，是全体人民的健康，“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其次，公共健康追求公平性，包括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两个方面。再次，公共健康是社会性公共事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

2.改善对待公共健康的态度

态度是个体对人、对事所采取的一种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行为倾向，它对个体的行为起直接干预作用。一个人对待公共健康的态度如何，是促使 其将公共健康理念、知识转化为习惯和行为的直接动力，是养成良好的公共健康意识的基础。大学生对待公共健康的正确态度，是通过树立公共健康理念、学习公共健康知识和参与公共健康实践等一系列综合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因此，高校必须发挥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主阵地作用，充分利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功能，加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改善学生对待公共健康的态度。

3.增强对个体健康和公共健康的责任感

公共健康不是个体的健康问题，但它与个体的思想、行为以及个体的健康不无关系。高等教育不 仅承担着提高大学生专业素质和能力的使命，还要提高学生的个体健康和公共健康水平。近几年来，大学生自杀、自残等现象时有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个别学生违反学校防控要求，擅自出入校园购物访友，导致校园疫情扩散等现象也并非鲜见。此等行为的发生与多方面因素有关，但对个体健康和公共健康的责任感不强是深层次原因。因此，培养大学生对个体健康和公共健康的责任感是 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重要目标。

4.培养公共健康习惯和行为

个体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取决他的知识水平和周 围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促使大学生形成有益于个人、集体和社会 的生活习惯和健康行为。在多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冲击及碰撞下，部分学生受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影响，追求不健康的刺激和嗜好，如观看黄色视频和书籍、赌博等。部分学生为摆脱精神和情感困惑，常常 吸烟、酗酒，甚至采取更加危险的手段———吸毒。 通过公共健康教育和行政干预，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不良习惯和偏激行为对个人健康和公共健康的严重危害，自觉加以抵制和克服，养成良好的公共健康习惯和行为，改善个人和环境卫生，全面防治各类疾 病，降低健康风险，关注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改善社会适应能力。

四、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路径

1.构建公共健康意识培养体系

公共健康意识培养要运用系统思维和方法，重 视培养体系的构建。公共健康意识培养体系主要由工作体系、组织体系、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构成。

首先，构建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全校协同配合的工作体系。 工作体系是开展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前提。其次， 构建由领导层、执行层和服务层共同组成的组织体系。领导层由学校党委、行政、教务处、研究生学院、 学生处和团委等共同组成，学校党委和行政负责总 体领导，其它职能部门负责具体规划。执行层由各教学单位（二级学院）组成。服务层包括宣传部门、信息（网络）中心、图书馆、后勤服务中心等服务部门。完善的组织体系是有效开展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基础和保障。再次，构建由各级领导、专职教师、 辅导员、班主任、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共同组成 的教育体系。教育体系是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教育主体。最后，构建由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必修课程 和选修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有效开展 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有力抓手。四个体系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公共健康意识培养体系，为有效开展公 共健康意识培养提供顶层设计、组织保障和理论遵循，保证公共健康意识培养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将公共健康意识培养与“大思政课”建设相结合

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是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的重要举措，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健康至上” 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道德 健康是公共健康的重要内涵，培养大学生健康的道德品质，既是公共健康教育的重要目标，更是“大思政课”建设的题中之义，二 者具有高度的耦合性。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借助“大思政课”的“大课堂”、“大平台”和“大师资”，可提高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大课堂”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提供主要渠道。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也是培养大学生公共健康理念、改善对待公共健康的态度和增强对个体健康和公共健康的责任感的主要阵地，能够保证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可靠性。社会大课堂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提供 实践教学基地，例如，教育部和国家卫健委联合设立 的抗击疫情专题实践教学基地，能够提高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的实践性和有效性。

全国高校思政课教研系统、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和网络教育宣传云平台等“大平台”，承载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既为“大思政课”建设服务，也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提供重要资源。

“大师资”体系具备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既有 高校专职思政课教师，也有高校辅导员、党政领导和科学家等兼职教师。他们可以发挥不同学科、专业特长，为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培养提供理论支撑。

3.加强公共健康校园文化建设

以文化人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宗旨。将大量公共健康元素融入校园文化，既可陶冶大学生情操，又可润物细无声地培养公共健康意识。电视、广播和广告宣传栏等传统媒介具有承载公共健康元素的重要功能，是公共健康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网、公众号、抖音和快手等新媒体具有可视性高、信息量大及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其承载的信息是新时 代校园文化的主体。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特点，营造崇尚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把公共健康理念和知识融入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全方位全过程， 是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公共健康意识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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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23.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