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2-3期(总第26期)
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编 2023年10月29日
本 期 要 目
中 心 事 记
研 究 成 果
研 究 动 态
全国数十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武昌理工学院探讨素质教育
4月17日至18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2023年工作研讨会在武昌理工学院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昌理工学院等全国数十所高校的近50名理事代表、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教授出席并讲话。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理事长，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校长李和章教授主持会议，会议议程主要包括专题报告和工作研讨。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许哓东教授作了主题报告，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建中以《武汉大学人文导引的课程几何》为题，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副主任宋鑫以《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融合，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为题，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胡燕以《大学生语言文字素质培养的实践探索》为题，分别进行了专题报告。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庞海芍在工作报告中提到，素质教育的发展已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分会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系列研究与学术活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素质教育话语体系，推广中国特色素质教育实践模式，让大学素质教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
理事长李和章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紧跟发展实际，会议气氛热烈，素质教育工作者在开放中博采众长、思想共鸣，为未来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开展提供有力的契机！
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分会召开2023年工作研讨会
4月21日，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分会2023年工作研讨会在湖北省英山县召开。会议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总结2022年分会工作、部署2023年重点工作，讨论民办教育分会2023年年会暨第三届民办大学发展论坛事宜为主要内容。会议由民办教育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武汉工商学院副董事长邹继康主持，民办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助理颜海作分会工作报告。
本次会议是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分会每年一次的工作部署会，由会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代表等一起研讨工作。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应佳、武昌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汪继平、武昌工学院党委书记方国平、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江珩、武汉东湖学院党委书记湛俊三、武汉学院党委书记陈祖亮、武昌首义学院校长李崇光、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耿帮才、湖北商贸学院副校长胡柳、湖北恩施学院副校长刘杰书、武汉文理学院副校长王明光、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校长陈昀、武昌职业学院副校长李利、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校长助理李海燕等高校3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就民办教育分会工作进行了深度交流研讨。
民办教育分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全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全面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己任，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合作交流和社会服务，顺利完成了2022年三大重点工作。与会代表就2023年年会暨论坛主题“民办高校高质量融合发展”、高校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湖北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大学生劳动教育、民办高校生存与发展、民办教育分会品牌建设等内容各抒己见、激烈讨论，建言献策。
周应佳会长在总结时指出，此次工作研讨会既是民办教育分会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对民办教育分会发展的总结与谋划。他强调，湖北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努力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支持，还要着力搞好自身建设，着力内涵发展、转型发展，明确科学研究、交流合作和咨询服务等三大职责定位，为湖北实现教育强省战略贡献力量。最后，周应佳会长感谢民办教育分会赵作斌理事长及全体理事会成员高校为分会工作所做的努力，并预祝民办教育分会2023年年会暨第三届民办大学发展论坛圆满成功。
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专委会2023年年会
暨第三届民办大学发展论坛举行
6月21日，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专委会2023年年会暨第三届民办大学发展论坛在嘉鱼蜜泉湖畔举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立生，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雪梅，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武汉轻工大学校长董仕节，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专委会理事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武昌首义学院理事长金国华，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专委会副理事长、武昌首义学院校长李崇光，武昌首义学院党委书记路海华等出席大会。来自全省近30所民办高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民办高校高质量融合发展之路。路海华主持大会。
金国华致辞。他代表武昌首义学院和蜜泉湖旅游度假区对各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办学20多年来，自己深刻体会到，中国的希望在于教育，教育的希望在于创新。他希望借本次大会的东风之力，将全省民办高校建设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杨雪梅代表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宣读为大会发来的贺信。贺信中写道：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专委会2023年年会暨第三届民办大学发展论坛将进一步推进湖北省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希望两会进一步加强合作，增进友谊，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教育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王立生讲话。他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建设发展给予肯定和鼓励，分析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普遍存在的问题，传达了6月16日全国首届民办高校校长大会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委会换届会精神，从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办学水平、提升办学空间、提升社会地位、提升国际竞争力等五个方面为民办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路径，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董仕节在讲话中从加强政策指导，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强化内部治理，走科学化发展之路；狠抓质量提升，走内涵化发展之路；完善评价体系，走融合发展之路等四个方面，对湖北省民办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希望。
赵作斌作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专委会2022—2023年工作报告。报告总结回顾了专委会2022年工作情况，从工作思路、目标任务、主要措施等方面谋划了2023年主要工作。
在以“民办高校高质量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发展论坛上，杨雪梅、李崇光、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副校长徐拥华分别作主题报告。论坛由武汉学院党委书记陈祖亮主持。
杨雪梅介绍了黄河科技学院深化五个融合，培育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工作思路、举措和成效。徐拥华介绍了武汉设计工程学院艺科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李崇光以《规范建设 创新驱动 推进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武昌首义学院的改革与实践》为题，从新时代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武昌首义学院发展沿革、武昌首义学院的改革与实践等三个方面展开报告。他重点介绍了武昌首义学院实施“2+2+2”举措，推进学校规范和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和成效。
下午，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前往武昌首义学院嘉鱼校区参观考察，听取了工作人员对校区建设管理运行的介绍。领导和嘉宾对产教融合实验实训基地、图书馆等教学场馆的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给予了高度评价。
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召开工作研讨会
7月26日下午，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以下简称：高教分会)2023年工作研讨会在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召开。
来自全省十余所高校领导齐聚一堂，就高教分会2023年年会暨论坛主题，下一届理事换届以及未来发展等事宜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由高教分会副理事长、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院长陈昀教授主持。
会议伊始，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党委书记邓志华致辞，他对本次研讨会能在法商学院召开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感谢，并从办学目标、特色优势、办学成果等多个方面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
今年是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建校20周年，借此契机，大会确定以“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为主题的年会暨高峰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中下旬在法商学院召开。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高教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助理颜海教授指出，要把本次年会暨高峰论坛办出新的高度、新的亮度和新的水平。论坛将邀请业内的领导、专家做专题报告，与各会员高校一起共谋合作、共商发展大计，为发展素质教育贡献力量、为实现湖北教育强省战略提供支持。
对于高教分会未来的发展规划，会上确定了“八个一”的品牌活动，即：“一会”(开好一年一度的年会)；“一坛”(办好大学素质教育高峰论坛)；“一刊”(编发《湖北素质教育》会刊；“一题”(发布评审素质教育研究专项课题)；“一书”(编辑出版《大学生综合素质监测报告白皮书》)；“一奖”(设立“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优秀成果奖”)；“一训”(组织开展相关培训)；“一库”(建成湖北素质教育发展智库)。
研讨会上各位领导专家还就高教分会制度建设、经费保障、资源整合、科学选题等内容建言献策。
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于2008年经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由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昌理工学院等湖北省内从事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及相关教学、科研单位自愿组成的全省性、学术性、非营利性公益团体。研究会下设基础教育分会、高等教育分会和社会与家庭教育分会等三个分支机构。
校长赵作斌教授专著《大学素质教育研究》
获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湖北省教育厅公布2019-2021年度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入选名单，经专家评审、面向社会公示，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教授的专著《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上榜，获评2019-2021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省仅206项成果获奖。
该成果揭示了素质的本质内涵即“人的品质”，概括出任何人都必备的观念、道德、能力、身体和心理五大基本素质，进而探寻了素质形成发展的基础、来源、过程、方式等，得出“素质是通过潜质潜能开发和知识内化创新而形成的，决定人外在表现的品质”、“开发内化创新是素质形成发展的唯一方式”等创新论断；探讨了素质教育的本质内涵、基本内容、基本观念等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大学素质教育的实践模式，包括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和“三大”实践模式——“全息场”德育模式、“开发内化创新”教学模式、素质分制评价模式。
武昌理工学院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拥有“素质教育研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高校。2022年，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组织开展了湖北省首届素质教育研究优秀成果奖评审活动，《大学素质教育研究》荣获特等奖。据了解，该成果目前已被省教育厅推荐到教育部参评第九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此前，该校校长赵作斌教授的专著《大学素质学分制理论与实践》曾荣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为全国同类高校唯一。
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赵作斌1，颜海2，汪婷3
（武昌理工学院 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武汉 430223）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民办高等教育已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就国外私立高校与我国民办高校的现状和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总结国外私立高校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民办高校；国外私立高校；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8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纾解国家财政压力、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丰富多元化高等教育生态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民办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单一、治校机制不完善、社会认可度不足、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研判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现状，比较分析世界各国建设高水平私立高校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民办高校明确自身定位，找准高水平建设方向提供参考，对推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发展的现状概况
我国民办高校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壮大，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相当规模，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层次和办学特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民办高校通常被称为私立高校，又由于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不同国家的私立高校呈现出不同的办校特色，其发展成就也各有千秋。
（一）内涵界定
*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规划2021年度重点课题“湖北民办高校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2021ZA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作斌（1958-），男，湖北京山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颜海（1962-），男，湖北黄陂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汪婷（1989-），女，湖北云梦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公民教育。
在我国，民办高校指的是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常来说主要包含：①以办学主体为区分，即除政府以外其余一切社会力量举办的高校。②以所有制为区分，即除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以外一切非公有制学位举办的高校。③以学校的投资为区分，即未用到国有资金办学的一切高校。[1]截止2022年5月，我国共有民办普通高校771所（含独立学院241所），占比全国高校总数的28%。[2]
在国外，民办高校被称为“私立高校”（Private University/College）。不同类型的私立高校通常拥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教育重点与办校特色。相比公立大学，私立高校有着不同的社会声誉、资金来源以及内涵界定。[3]根据现有研究，国外私立高校从发展定位横向比较来看大致可归纳为四种类型（见图1）：①学术研究型。此类高校重视科学理论研究，擅长理工科类教育，有目的地培养学术精英型人才。②优质教学型。此类高校往往规模小，以本科教育为主，学制自由。③产业化运作型。此类高校通过引入优质资本和实现产业化运作来治校，教学内容服务于市场且办学成本较低。④信息技术支持型。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的规模和形式也在不断发展，给更多国际学生提供了学习的可能。[4]
图1 国外私立高校的类型
（二）发展成就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私立高校的存在，但由于各国管理体制、文化传统等不同，国外私立高校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结构及管理模式，发展速度与所获成就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日本和美国，私立高校就已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代表国家高等教育的形象。
日本的私立高校在很多方面与公立高校不同，每所都拥有其独特性。例如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定位于继承和发展中产阶级特有的文化与教养，以实用的经济学为教学主体；社会声誉显赫的早稻田大学教学内容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培养拥有“独立精神” “在野精神”，即拥有自由豁达精神与勇于进取品格的学生。[5]据已有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底，日本私立高校共有3510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88.77%，私立高校在校生总数为284.29万人，占全部高校在校生总数的75.99%。[6] 健全的教育立法、政府的大力资助、社会力量的参与，为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其由弱变强提供了多方面保障，部分高校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在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就业竞争力、专业设置等方面表现优异。日本私立高校也凭借对社会需要的敏感性和灵活的运营能力蓬勃发展，一方面培养技术型人才，另一方面也承担诸如保证教育机会公平、开展高水平学术研究等任务。
美国的私立高校数量多、整体实力雄厚，无论教学水平还是科研能力一直以来都位居世界排名前列。据调查，在全美高校的综合实力排名中，前二十强大部分是私立高校，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等。世界著名的顶尖高校联盟——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诞生于美国，八所常春藤盟校全是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一样同时接受联邦政府资助和私人捐赠用于学术研究。这八所盟校历史悠久，治学严谨，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政界要人、商贾巨子都毕业于此。美国私立高校取得的卓越成就，与美国政府宽松灵活的政策、广泛充裕的办学资金、科学民主的治理结构密不可分。
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取得了很多显著成就：①规模体量稳健增长。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萌芽初期，大多数民办高校没有独立的办学场所，通常租赁校舍开展教学，位置偏僻，办学条件艰苦。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民办高校的招生人数逐步增加，规模体量迅速扩张。一部分由大型企业投资新建的民办高校，由于规划起点高、投入大、办学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可与公办高校媲美。②办学层次格局上移。20世纪90年代，民办高等教育还处在以职业培训、课外补习、自学考试等非学历教育领域的较低办学层次。随着2011年全国五所民办高校先后获得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2018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示范基地——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升格为吉林外国语大学，民办高校办学层次从非学历到学历教育、从专科到研究生教育、从学院升格为大学，有了历史性的进展。③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我国民办高校早期发展主要依赖扩大生源的生存模式，对于教学质量的关注和投入不够。21世纪以来，我国民办高校不断加强专业建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部分高校在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等方面形成了品牌特色，一些专业跻身于一本批次招生。[7]我国民办高校作为特定资源和环境作用下的产物，为推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出了大批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
二、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发展的比较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私立高校的分类定位具有多样化、多层次的特征。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具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治校方式与办校特色。本文将主要从政策支持、财政投入、治理模式及社会认可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国外私立高校与中国民办高校发展情况。
（一）政策支持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制定专门的私立教育法规来规范私立高校的设置、建立和运行，并在完善私立高校治理的政策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例如，1819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桩关于高等教育的诉讼案——达特茅斯诉讼案判决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就表明了对于私立高校的认可。后面制定的法律如《教育机会法》《高等教育法》等赋予了私立高校与公办院校同等的地位和权利，明确了政府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向私立高校提供资助。这些法规帮助私立高校逐步成为美国优质高等教育的支柱。[8]韩国政府不仅通过《私立学校法》《私立学校教员年金法》等法令明确私立高校的法律地位，使之得到法律保障，并要求其必须在依法办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办学精神和办学理念，再随着社会经济的需求调整专业和课程，形成多样化的办学特色。[9]
在我国，国家大力鼓励和支持高水平建设民办高校，但尚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了民办高校应该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在法律地位上也应与公办高校平等，但实际政策供给的表现依然是规则和要求多于可操控性。关于高水平民办高校建校的标准、民办高校未来发展的政策保障等，仍需要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来规范和引导。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公办高校，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民办高校还存在一些政策歧视。例如政府对高校科研项目的资助和科研经费的投入虽然逐年递增，但是资助力度往往向公办高校倾斜，导致民办高校能获得的科研项目和研究经费非常有限。
（二）财政投入比较
在国外，私立高校的办学资金来源较为广泛。其一，政府拨款一直是很多国家私立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近年来政府拨款在私立高校投资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依然占据了学校经费来源较大的比重。其二，国外捐赠模式呈多样化，包含校友捐赠、社会捐赠、董事会捐赠等等，捐赠的内容也包含了现金捐赠、有价证券捐赠、不动产捐赠等等多种。[10]
以美国为例，私立高校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包含联邦政府设立的奖学金、助学金等，而且捐赠收入也是美国私立高校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之一，甚至资助金额能达到给公立高校的3-4倍。美国高等教育的捐赠历史悠久，很多著名高校都有私人捐赠者。联邦政府为了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捐赠，还制定了专门的税收减免政策，规定凡是向高等教育捐赠资金款项和不动产等的机构和社会公众，都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纳税优惠，以此来刺激大众主动捐赠的热情。[11]
在我国，民办高校大多数为投资办学，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支持，例如公共财政拨款、社会企业捐赠等较少甚至没有。因此，学费往往就成为了大多数民办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一方面，资金的“捉襟见肘”使我国部分民办高校没有足够的财力建设一流的学术研究队伍，在进行前沿科研创新方面欠缺；另一方面，部分民办高校因办学经费不充裕，不得不始终以规模扩张作为办学的首要任务。一些民办高校领导认为学校只有具备一定规模，才能有稳定的学费收入，从而让学校生存下来。为了有效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部分高校也无法专注于教育，选择将资本的利益凌驾于教育的公益性之上。
（三）治理模式比较
国外私立高校目前主要存在大学法人和董事会这两种治理模式。两种治理模式相互交叉，共同组成了私立高校的基本治理制度。创建于十二世纪的巴黎大学是最早取得大学法人地位的中世纪高校之一，其治校制度被英国的牛津大学效仿，后来美国众多高校又移植了英国的大学治理制度。
美国私立高校治理模式中（如图2），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着高校的政策，管理着高校的发展方向。董事会的成员通常由前任董事和校友会选举产生，成员来自于广泛的社会阶层，比如财团基金会、杰出校友等等。董事会承担引领和监督学校发展的职责。学校内部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力则委托给由董事会推选出来的大学法人——校长手中，而有关学术的事务权力则交给了由教授、教师、科研人员等组成的学校评议会负责。[12]
日本私立高校的治理制度与西方部分相似（如图3），由理事会、监事会、评议会三方面组成。理事会类似于董事会的作用，首先提出学校发展的大政与规划，再移交由校长、学部长、教授、研究所所长等组成的评议会审议并做出决定。监事会则对学校的财产及理事工作进行监督。[13]由此可见国外私立大学中，无论董事会还是理事会或者同类机构，只对学校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而不管具体实施。校长既对董事会负责，又负责管理学校的具体事务。除此之外，还从制度上保证教职工的参与权力，多种途径让教职工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调动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
这两种治理模式中的每一个机构既能各自行使其权力，又彼此制约；既能集思广益，提高学校管理工作的效率，又能避免个人独断专行的行为，体现了民主的自律管理机制。
图2 美国私立高校治理模式 图3 日本私立高校治理模式
在我国，2007年颁布的《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和2008年颁布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都对民办高校内部管理形式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民办高校办学实际过程中，由于上述规定较为笼统，对董事会人员的资格、任期和选举程序尚未提出具体要求，对会议召开频次和议事规则也没有相应规定，导致一部分民办高校的董事会虽然按法律要求设立了，但在实际学校运转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民办高校管理架构上，很多举办者中的大股东（一般为董事长）拥有毋庸置疑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学校的董事会往往变成“家事会”或“一言堂”。据调查，部分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全由其举办者的家族成员构成，外部独立董事几乎没有。这样造成董事会没有履行或无法履行董事会的各项职权，董事会章程成一纸空文，董事会职能也完全虚化，更无谈制定国外私立高校常有的师生群策群力、共同参与治校的民主制度。[14]正是因为部分举办者对办学收益的过分追求，使得办学质量和师生需求为之让位，办学的目的趋于功利。另外，董事会的办学思维存在短视化的缺陷，在作出重大决策时缺少对国家宏观教育形势的准确把控和本校未来发展的全盘谋划。
（四）社会认可比较
在西方发达国家，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往往有着同等的社会认可度。正如美国的私立高校是美国优质高等教育的支柱，一流私立高校被作为顶尖名校的代名词而倍受学生和家长青睐，校内教师与公立教师往往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资格。研究发现，匈牙利、英国、希腊、土耳其等国家的私立高校教师工资比公立高校的教师工资更高。例如匈牙利私立高校的教师工资比公立的高10%左右，土耳其私立高校的教师工资比公立的高20%左右。这是因为私立高校的教师们往往工作时间更长、更辛苦，私立高校对于教师的工作质量和个人素质要求超过公立高校。在国外私立高校工作的教师们幸福感和成就感也较高，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在课堂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够在更宽松的条件下自行选择和处理教学内容、能更多维度地评估学生的学习、组织更个性化的课堂实践等。[15]
我国民办高校的社会认可度尚且不高。截止2022年，我国“双一流”的高校中没有一所是民办高校。仅有少数基础好的民办学校办学实力提升后，部分专业实施研究生教育。全国拥有硕士点的民办高校仅有7所，分别是吉林外国语大学、河北传媒学院、宁夏理工学院、北京城市学院、三亚学院、西京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而其他民办高校仅实施本、专科层次的学历教育或高等职业教育。由此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民办高校被冠以“不正规”“实力弱”的帽子。
同时，我国民办高校教师的社会认可度和职业幸福感也低于公办院校。为了吸引师资，民办高校对教师的聘用要求相对宽松，多以中青年教师、兼职外聘教师、退休后返聘教师为主。其中，青年教师是大部分民办高校师资的中坚力量，他们绝大多数是刚刚开始工作的硕博毕业生，只是将民办高校作为工作的过渡和“跳板”，一旦有薪酬更好或者更稳定的工作便会离开。民办高校教师较大的流动性直接影响了高校一流教师队伍建设。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民办高校的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教师报酬的总体水平未能达到教师的期望。民办高校给予教师福利待遇不够优厚，特别是与公办院校教师相比，公费医疗、退休金方面等没有充裕的保障。②民办高校对学术科研不够重视，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民办高校的教师们经常觉得其工作仅仅是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学术科研方面的投入和活动开展很少，另教师们对自身学术发展前景比较担忧。③教职工缺乏“主人翁”意识。我国民办高校一些重大决策都主要由学校高层决定后，直接布置实施，教职工并没有多少民主参与的机会，也感受不到相应的尊重和认可。
三、国外私立高校发展的启示
我国民办高校与历经多年文化沉淀的公办院校相比，尚处于不成熟的少年时期，但充满了活力和创新变革的意识。国外政府在促进私立高校内涵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支持、财政投入等方面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民办高校的优势和特点，吸取国外私立高校成功的办学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各自校情的办学模式，有助于拓展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思路，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健全支持政策，优化制度环境
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都通过专门的私立教育法规、政策来规范私立高校的运行。例如1986年由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创办的浦项科技大学，学校创办时间不长，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办高校的创办时间接近，但是其发展速度和建设水平远远超过我国民办高校。 2022年，该校已经位列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的第81名。它在短时间内能成功跻身于世界一流名校行列，离不开韩国政府的政策帮助与财政扶持。韩国政府不仅将浦项科技大学纳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还委托其管理国家重大科研平台，该校的很多研究机构都得到了政府的资金资助。[16]
反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对民办高校的支持力度尚且不强。虽然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年）》中曾强调“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工作职责，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但在现实中，存在政策流于表面落地难，导致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缓慢。
为了得到社会更多认可、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投身于民办高校建设，我国可以学习国外通过专门教育法规政策来规范私立高校的成功经验。①健全民办高等教育法规体系。政府制订和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民办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实施细则。在实施民办高等教育的工作中，政府应将民办高校与其相关利益主体（举办者、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等）的诉求和价值置于政府决策的优先位置，以高校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的施政目标和考核标准，尤其注意政策落地实施的反馈。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仅依靠企业的资金无法支撑高校高水平持续发展，政府可设立专项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基金、建立对高水平民办高校的专项补贴、支持民办高校资产的运作服务，优化民办高校的融资制度环境等来改善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困境。③形成高水平民办高校的示范效应。例如开辟国家级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项目，在国家建设项目中给予民办高校更多机会以提高其社会声誉；鼓励地方政府按需建立对当地民办高校的支持渠道，制定民办高校办学质量与效益评估的有效指标，再根据评估的结果给予一定的绩效性支持；对于已经具备较高水平、在人才培养或者科技创新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民办高校给予奖励，激励更多的民办高校积极参与高水平高校建设等。[17]
（二）拓宽资金来源，保障经费充裕
国外私立高校的经费往往来源多样，包含学费、社会资助、校友捐助、基金投资收益、政府或私营部门委托开展科学研究所支付的科研经费等等。很多实力强大的私立高校并不把学费当作主要资金来源，例如世界闻名的斯坦福大学，其高昂的学费收入占其总收入的百分比仅为个位数。而我国的民办高校大多数为投资办学，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支持较少甚至没有，学生的学费往往成为了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正如眭依凡在早前研究中所说“大学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以支撑的贵族型学术组织，对巨大资源的依赖是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18]丰富办学资金来源是高水平建设民办高校的重要途径。
第一，吸引更多资金雄厚的企业投入巨资，兴办高水平民办高校。纵观日本、韩国、美国、土耳其等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往往都能获得其国内重量级财团和企业的支持，如被三星财团收购了的成均馆大学，其经营学院就是三星集团设立的，三星财团还为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三星全球成均奖学金。
我国虽然很多民办高校由企业家及相关企业举办，但进入全球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各行业的头部领军人物捐助或亲自出资建立的民办高校数量却不多。由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及其创办的河仁慈善基金会，预计出资100亿元筹建的“福耀科技大学”定位是理工类研究型民办非营利性大学，规划办学层次为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该校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并开展研究生阶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解决我国当前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问题；由“中国芯片首富”虞仁荣及其虞仁荣教育基金会捐资200亿元筹办、浙江省宁波市政府重点支持，定位于“高水平、创新型、国际化”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是浙江省宁波市正在筹建中的高起点、高定位的新型研究型民办大学，该校计划于2025年建成交付使用。有别于国内现有的民办高校，这些学校将以基金会作为举办者，从而有效防止企业可能产生的风险波及高校。
第二，建立健全民办高校捐赠制度，拓宽捐赠渠道重视社会捐赠。在国外，社会捐赠在私立高校应对经费紧张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耶鲁大学的收入来源主要有捐赠基金、科研赞助和医疗服务，其中捐赠基金收入是最大来源，主要用于为学生发放助学金、教学支出、教授工资等。捐赠基金总额近年来一直位于美国大学榜首的哈佛大学也不例外。根据USnews收集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哈佛的捐赠基金已经达到532亿美元。哈佛将用这些筹得的资金，奖励更多优秀的学生，并支持学校发起的研究、创新和孵化项目，为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社会捐赠收入所占比例一直较低。曾有学者对国内15所民办高校的社会捐赠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仅有3所学校获得图书捐赠，4所学校获得图书、少量的仪器设备、办公用品或少量奖学金捐赠，还有6所学校从未获得任何社会捐赠。[19]主要是因为国家尚未建立完善的民办高校募捐机制，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尽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也没有统一的规范；已有税收减免政策的要求过于苛刻、办理程序繁琐也使优惠政策不能有效落实等。因此，立法制定并完善社会捐赠的激励机制、简化税收优惠审批程序、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开发社会资本拓宽社会捐赠来源和方式，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中显得尤为紧迫。国家可从逐步探索接受股票、债券、固定资产等社会捐赠类型等，来丰富捐赠者的选择，让捐赠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其合适的捐赠类型，以此激发社会捐赠的活力。
（三）优化办校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第一，优化治理制度。国外的私立高校大多历史悠久，已拥有了完善的管理方式，如前文所述，国外私立高校大多实行董事会、监事会、学术评议会的横向负责制。而我国民办高校的治理体制大都采用“董事会（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董事会的决策能力与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息息相关。我国民办高校治校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现象。一是部分民办高校的校董事会成员主要由举办者家族成员构成。这类成员若缺乏一定的教育理论基础与学术造诣，往往无法准确把握教育的发展趋势。二是部分校董事会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举办者手中，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决策往往由举办者个人拍板定案，其他人既无权力也无能力参与。同时，部分民办高校缺乏民主治校机制，师生没有任何办学的决策权，导致师生主人翁意识缺乏，更缺乏对高校文化的认同感与使命感。
为了更好地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我国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治理模式，尝试优化现有民办高校治理制度。一则严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完善和落实董事会的各项章程，建立资产运作和学校运行相分离的双重治理机制，使民办高校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二则优化董事会结构。如优化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比例，确保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员曾经从事过高校教育研究或教学来保证高校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再则明确校长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包括建立校长遴选制度、校长责任目标制及利益共享制等，确保校长能正确行使职权，避免出现其有职无权或者有权无责等现象。[20]最后，要建立民主治校机制。加大广大教职工的民主决策权，以激发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实现群策群力，让教职工都能积极主动地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集思广益地管理高校，提升教职工们对学校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第二，完善监督机制。完善民办高校治理监督的机制，对于激活高校内部发展动力、加强内涵建设尤其重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完善的私立高校监督体制，值得我国学习借鉴。在财政监督方面，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私立高校中，校长往往是学校的代表并管理全校的行政事务。一名常务副校长则担任财务主管，往往其同时还是州政府委托的校内财务督导，起到财政监督的作用，直接对主管高校工作的文化教育部长负责。[21]在办学质量的监管方面，日本政府一方面将私立高校创办的审批制度、质量保证制度和认证制度相结合，建立起完善的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对私立高校实行招生配额制度，低于批准招生配额50%的高校，可能会被暂停发放政府给予的补助金。这些对我国民办高校的治理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落实和完善我国民办高校的支持与监管政策，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其一，加强财政监管。利用好社会各类认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保证民办高校财务规范运作。对于具有潜在财务风险的民办高校，构建相应的预警机制来约束和监管，并加大对于违规失信办学的高校的处罚力度。其二，效仿西方先进的私立高校治理结构，成立校评议会、监理会等类似的民主监督机构，由教授组、优秀学生组、科研人员组及行政人员组共同构成。各成员组均有表决权，负责监督学校的教学运行和业务执行情况，以提高民办高校内部的自治管理水平，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并确保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其三，企业可以尝试创办基金会，并将基金会作为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建立起企业和民办高校之间的“风险防火墙”，有效预防企业经营的资金风险对高校正常运行造成的冲击。
（四）加强内涵建设，打造办学特色
第一，提升办学层次和教育质量。在全球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毫不示弱。具有世界超级教育大国称谓的美国，就涌现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的私立大学。这些私立高校历史悠久，教师治学严谨，科研水平高，在全世界都拥有着优秀的声誉。在亚洲，日本80％左右的高等院校为私立性质，私立高校数量多、质量高是日本高等教育系统的鲜明特征之一。目前日本正在实施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Japan）里入选的37所高校中，有14所为私立高校。另外，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私立高等教育也占多数。[22]反观我国，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与本专科教育的规模不协调，“双一流”的名校里更是没有一所是民办高校。以2020年为例，2020年中国民办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达236.07万人，较2019年增加了16.38万人，同比增长7.5%，但是同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仅仅才21260人。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民办高校的办学层次明显偏低，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比起国外的私立高校来讲极小。办学层次往往决定了一所高校吸纳资源的能力。国内民办高校在创办之初也是定位走高水平甚至研究型高校的发展道路，但最终都因为办学层次受限而偃旗息鼓。[23]
建议我国可以借鉴如美国、日本等高等优化教育层次结构的经验，把民办高校发展重心逐步由规模扩张转移到提高办学层次、提升人才质量上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创办的民办高校参考其发展路径、对地区经济作出的贡献等，可采取“特事特办”的方法，适当拓宽民办高校申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的渠道并进行一定的政策帮扶，以推动国内民办高校按照发展规划培育卓越的学术人才，有重点地促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实践表明，凡是定位科学、特色显著的民办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容易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欢迎；反之则招生困难，办校规模也会不断缩减。目前已有一批高校形成了自身的办校特色，并逐步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效应。比如：西安民办高校培养出大批的外事类人才、石家庄民办高校培养出的医务类人才、武汉民办高校培养出的电子科技类人才、成都民办高校培养出的影视类人才等等。但是也仍然存在很多民办高校定位不明、盲目趋同、开设的部分学科与用人市场的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从而影响了学校健康持续的高质量发展。[24]
我国民办高校想要找准定位，树立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一方面可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例如：现阶段的我国面临着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的严峻问题，社会与市场急需与其相关的养老行业、护理行业、殡葬行业等应用型专业，民办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与资源设置此类优质专业、课程、师资力量等，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适当放权，运用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以及鼓励境外合作办学模式。[25]借助本土化的教学资源，引进国外好的、高质量的教学理念，然后在中西教育模式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改善自身的办校状况，以求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民办高等教育品牌。
四、结语
21世纪是全球私立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私立高校不仅规模快速扩大，而且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特征。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日本、英国等众多发达国家因加速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率先实现了由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的转化，有的还达到了普及化阶段，其董事会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质量监督制度等内部管理体制，对我国民办高校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民办高校有着起步晚、建设速度趋慢、高水平发展路径不明等现实问题，建议学习借鉴国外私立高校的优秀治校经验，以期充实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打造出高效、灵活的高校治理机制，办出国家放心、百姓满意、学生健康发展、教职工安心敬业的高水平民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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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ZHAO Zuo-bin ,YAN Hai ,WANG Ting
(Private university quality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Wuhan 430223,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oreign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foreign private universit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foreign private universities; comparison；enlightenment
大学生数字素养及其培养策略
裴英竹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促使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 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基于核心素养视域下数字素养的发展趋势、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的影响力和“后疫情”时 代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我国公民数字素养提升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内 容。数字素养培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文章阐述数字素养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剖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 数字素养提升面临的挑战及问题。认为，重视顶层设计、明确数字人才培养目标是关键，强化数字设施、营造良 好的数字环境是基础，以深化课程改革、打造数字“金课”为着力点，加大数字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学术研用有 机结合，多方协同共建教育机制，才能打通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通道。
关键词：数字素养；培养策略；大学生；数字经济；核心素养
数字时代背景下，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已成为全球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与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力军，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已是大势所趋。探寻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 实现路途，促使大学生数字素养成为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一、数字素养的界定
1994 年，以色列学者 Eshet-Alkalai 提出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包括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 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1]；美国新媒体联盟从专业技能与文化素养两方面将数字素养界定为“人们在 访问或是创建数字资源过程中，应该具备了解、理解、诠释和使用数字资源的能力”[2]；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把数字素养内容概括为计算机素养、信息和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3]。我国对数字素养研 究起步较晚，一些学者对数字素养概念进行了界定。王佑镁，杨晓兰等（2013）认为，数字素养是经过媒介素 养、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网络素养发展阶段而形成的一个综合性、动态的、开放的概念[4]；施歌（2016）认 为，数字素养是人们在工作、学习、休闲及社会参与中适当运用数字化手段识别、理解、创建、交流、批判信息 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态度[5]；目前没有哪一个数字素养定义得到一致认可，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构念[6]。《提升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指出：“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 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7]这一阐释，赋予数字素养本土化适时孵化的新内涵。从数字素养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学术界对其的界定可知，数字素养并非 简单的数字技术工具及其应用能力，而是人们在充分使用数字信息资源和数字通信技术进行实践与创新中 的一种综合技能，它是一个既与自然科学数字有关，又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数字密不可分的跨学科的综合 性概念，是人们适应数字化环境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所拥有的数字理念及其必备品质与关键技能，是数字思 维、数字知识、数字文化、数字技能、数字智能、数字能力、数字治理、数字责任、数字伦理的集成体。
二、新时代数字素养的影响效应及其发展趋势
（一）新时代数字素养的影响效应
1.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的影响力。21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数字技术以惊人之速度改变着世 界，人类社会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多元化、法治化等特点，数字文化日趋影响着人类的学习、生产和 生活方式。正如《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所言“，如今人类 95%以上的信息都是以数字形式存储、传输和使 用”[8]。数字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需要国民数字素养的强有力支撑。《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 告：2017 高等教育版》把数字素养提升作为未来 6 年影响技术采纳策略的“可解决的挑战”之一[9]。在现实与虚 拟相结合的复杂数字世界里，任何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在学习、工作、管理、社交、娱乐、 休闲等过程中，都离不开使用数字及其通信技术参与社会活动。在具备一定程度的数字素养前提下，数字信息 和数字通信技术能使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智慧知识和分享信息的均等机会。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已成为人 们适应未来全球科技发展的必备技能，而一旦出现因数字素养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必将举步维艰。
2.“后疫情”时代数字素养的重要性。众所周知，2020 年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以及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健康带来巨大影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各国兴风作浪，疫情防控 趋向常态化。健康码、行程卡、远程办公、远程教学、在线学习、网络新闻等数字技能应用及其普遍，彰显数字 素养日益之重要。目前，越来越多学校将数字素养的培养作为其重要的教学目标[10]，数字素养是高等教育发 展的趋势[11]。“后疫情”时代，我国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核心素养发展和创新创业能力， 还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以及引导和推动我国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
（二）核心素养视域下数字素养发展趋势
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教育部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 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2]。2016 年，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发布《中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强调学生“具有数字化生存能力”。数字素养既是 21 世纪的技能核心，也是数字经济时代 终身学习的基础。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核心素养与基本能力[13]。欧盟于 2006 年率先把数字素养列为八大核心素养之一。2020 年，欧盟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14]，确保 欧洲教育及时适应“后疫情”时代环境，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素养培养目的和核心素养发展目标。目 前，数字素养日趋成为各国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培育及其提升将 成为各国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领头羊。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在全面推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国家战略的征程中，公民数字素养提升已成为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因素和基础性条件。然而，我国公民数字素养提升面临着准备失绪、能力失位、供需失衡、生态失序等系列挑 战和困难[15]，也存在顶层设计缺失、数字鸿沟较大、资源供给不足、培养体系尚未形成、数字道德意识有待增 强等问题[7]。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也不例外，面临着顶层设计缺失、培养目标模糊，基础支撑不强、数字环境 失序，课程改革滞后、数字“金课”缺失，数字教师紧缺、师资队伍薄弱，教学研用脱节、数字广度有限，多元协 同失位、共育机制欠缺等诸多挑战和障碍。
（一）顶层设计缺失，培养目标模糊
英国《政府数字包容战略》提出从动机信息、访问能力、数字技能三方面，以及采取行动减少数字排斥等10 项行动计划，对数字素养战略规划及其配套行动计划进行顶层设计，使每位公民都能获取所需的数字技 能[16]。我国网信办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目标任务导向为侧重点，但缺乏数字素养 与技能提升的顶层设计和操作规程。目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尚未建立健全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导致各高校 数字化学科建设以及数字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评价标准不一，不利于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
（二）基础支撑不强，数字环境失序
近年来，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发展，4G 网络覆盖及辐射超过 98%的全国行政村[17]，但仍有 2%的 行政村及其人口尚未享受到网络时代的数字便利。各高校数字化基础设施参差不一，数字网络、数字服务、 数字平台城乡差异大，城乡大学生数字鸿沟不可避免。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网络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 后，受网络物理连接、数字访问的可及性、数字接入及其维护的成本性等数字环境和数字条件的不同程度影 响，其生源来自农村和偏远山区的部分师生，还存在无法参与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等现象。
（三）课程改革滞后，数字“金课”缺失
数字化时代发展，直接促进高校数字化专业或课程的开设。目前已有 300 多所高校成功申请了大数据相 关专业，一些地方院校正在紧锣密鼓申请诸如数字经济、数字媒体、数字电路、数字电子技术、数字音乐、数字 化转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据库知识、数理逻辑等数字课程。然而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大学生数字素养课程 改革仍然滞后，数字思政和思政数字仍在酝酿，与数字相关的高阶性、创新性、挑战性强的“金课”仍然缺失。
（四）数字教师紧缺，师资队伍薄弱
教师数字意识较强、数字知识丰富、数字能力充裕是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保障。然而，目前数字 师资队伍不容乐观。一方面，部分高校教师数量不足，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地方院校，生师比达到 30：1，有的 冷门专业的生师比 50：1，与教育部规定高校师生比合格标准 18：1 相差甚远，而数字教师可谓凤毛麟角，基 本上是与数字沾边的经济类、会计类、电子商务类等专业教师支撑；另一方面，受不同户籍区域、不同年龄结 构、不同教育程度影响，高校教师整体在使用数字资源设施及其应用技能、方面教学技能上存在很大差异， 导致数字师资队伍薄弱。
（五）教学研用脱节，数字广度有限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在逆势中加速腾飞，规模达到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6%，同比提升 3.4%， 有效支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18]。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既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需要大量的适应数 字经济发展的数字人才。然而，数字人才培养速度与质量跟不上数字经济发展步伐，数字人才不足已成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障碍。大学生数字技能教学、培训、研究、应用存在较大缺失，教育教学、学术研究、技能应用的 产教学研紧密结合度不够，受疫情影响，大学生实践实训受阻，数字调研和实践应用能力也受到影响。
（六）多元协同失位，共育机制欠缺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开设了电子信息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但其内 容偏重于传统的计算机电子技术或电子政务的应用能力培育，缺乏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新科学技 术专业及其数字人才共育培养体系。此外，由于政产学研存在脱节，多元协同共育大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机制 尚待完善。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策略
数字素养连续三年入选《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核心概念范畴，由此可见提升学生数字素养的紧迫性 和可能性[19]。尤其是近两年，数字素养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已得到了充分体现与验证。调研发现，大学生在校 期间是否具有数字化素养的课程学习经历对其今后就业角色、职责、发展具有显著影响[20]。目前，我国大学生 应具备的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内容创建能力、数字安全意识、解决数字问题的综合能力等数字素养能力 总体上还存在不足。大学生是数字时代的宠儿，也是数字世界的创造者和生力军[21]。因此，努力寻找数字经济 背景下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策略尤其必要。
（一）重视顶层设计，明确培养目标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将数字素养课程融入国民教育课程体系，值得我国借鉴。一方面，要围绕《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教育现代化 2.0 行动计划》，借鉴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 （2021-2027）》、美国新媒体联盟《高等教育中的数字素养 II：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战略》，结合我国高等教 育特点，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5）》，明确中国数字素养的基本内涵， 构建中国数字素养战略计划，及时制定适宜的中国数字素养框架及其实施方案，形成本土化的科学有效的 数字素养教育体系和培养模式，为高等学校提供战略支撑；另一方面，高等学校要统一思想，根据教育部研 究制定的中国数字高等教育行动计划及其数字素养框架，结合学校实际，研究制定适应科技守正创新、产业 转型升级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型数字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健全学校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和持续稳定投入机 制，构建适合大学生发展数字素养的具体素养及其知识体系和可量化的数字素养培养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形成“思想上有共识，物质上有保障，制度上有支持”[22]格局，为大学生数字素养培养目标落地生根及其数字 教育工作者实践教学提供制度依据。
（二）强化基础支撑，营造数字环境
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离不开优质智慧校园软环境和完备的硬件设备、数字信息资源等基础设施的支 撑。营造良好的大学生数字素养培养环境，既是高等学校实施数字教育、提升大学生数字素养的重要基础， 也是重要保障。除了全校上下竭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数字校园文化氛围外，还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 是边疆民族地区，借助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落实之机，及时建设完善的数字化硬件设施，以及提供 全天候的极速智慧校园网、智慧图书馆、智慧教务系统、智慧学工系统、智慧管理系统、智慧收费（结算）系统 等技术成熟的教学、教辅数字智能化系统服务。不断丰富学校的优质数字资源，集中人财物，为大学生数字 素养教育教学及科研提供信息服务平台和数字资源中心。图书馆应为数字素养教育提供信息化资源，成为 网络空间尤其是创客空间的主阵地，充分发挥图书馆为大学生数字素养培养的优势与作用，构建一个“能充 分接触学术环境中数字资源和社群的交互式数字媒介空间”[23]。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令图书馆具备智慧感知 功能，成为大学生乐意选择的智慧空间[24]，成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和智慧空间的结合体[25]，为大学生数字素 养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和数字环境。
（三）深化课程改革，打造数字“金课”
课程是教育最普通、最微观的问题，也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26]。在确立高等学校数字人才培养新方向、 树立数字专业设置新理念、厘清数字教育改革新思路的基础上，以新工科建设与发展为契机，努力深化大学 生数字素养课程改革。因地制宜修订和完善课程教学目标和课程教学内容，努力把涉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与 新兴产业变革的包括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虚拟现实、机器人、智能科技等以“互联 网+”和工业智能为核心的相关工科专业的数字素养教育课程打造成含金量高的“金课”、精品课程外，还需 结合大学校园文化，把网络诚信、学术诚信、互联网与私隐、互联网伦理、信息隐私相关法律知识及信息技术 等数字教育内涵嵌入具体的专业课程和职业发展，以及思政教育、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课程教学和 专业学习中，创设数字思政和思政数字的数字人才培养模式。设立“数字教育”大讲堂，通过典型网络案例的 分析与警示，使大学生明确自身在网络空间中的权利与义务，懂得珍惜数字名誉与网络信用，有效保护网络 安全和网络隐私，合理评估网络安全风险，妥善处理网络交流和网络关系，规避网络欺凌和网络侵权，防止 被利用和被诈骗，磨合数字鸿沟，杜绝数据失信，防止数字损失。总之，通过数字课程改革，将数字知识、数字 能力、数字素质有机融合，其目的就是培养大学生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促使大学生具有科学筛选 数字信息、有效获取数字资源、高效传输数字信息、理性数字消费、遵循数字道德、规范数字行为、促进数字 健康、妥善处理数字信息及其数字通信技术的应用能力，教育大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数字信息技术相关 的数字法规、数字文化、数字安全、数字伦理和数字社会责任等现实问题，并妥善解决数字相关的实际问题， 最终实现学到数字本领、提升数字能力、创造数字价值。
（四）重视教师发展，建设师资队伍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积极发展尤为重要[27]。作为大学生数字素养培养 的主要实施者，教师的数字素养发展是关键。数字教师队伍的积极发展，需要学校良好的激励机制和保障制 度，来提升数字教师个体及其队伍的凝聚力、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以及数字教育职业认同感、归属感， 进而鞭策其全力以赴投入到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在数字素养培育实践中，需要教师精 准把握大学生数字素养特征及其现状，关注处于生长发育和思维活跃期的大学生创新思维和身心变化规律，以问题为导向、目标为导向、结果为导向，创新数字教育教学模式，利用虚实融合空间，积极探索数字素 养与核心素养教育的融合途径，正确把握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和数字素养培育规律。只有 营造蓬勃发展的师资队伍和积极向上的师生数字素养培育氛围，才能教学相长，才能引导、促进、造就大学 生得心应手地像线下一样便捷有效地学习、交流、沟通、消费，及时有效按需获取相关数字信息与数字技术 及其优质服务，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同时“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创造新知识、新产品和新工艺”[28]。
（五）学术研用结合，提升数字广度
学术交流和项目研究，是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基础能力培养与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促进大学生数字素 养提升的学术研究形式多样，可以聘请校外行业专家进行专题报告，也可以师生、生生互动来进行学术交流 和研讨。例如，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一堂“网贷诈骗案例分析及其风险防控”专题讲座，促进大学生增长数字安 全知识、唤醒数字安全意识、熟悉使用数字媒体法律法规及其权利义务。在学术研究中，各学科专业可因地制 宜选择适当的学术研究内容和方式。例如，鼓励文学艺术专业大学生通过收集数字素材、获取数字精华、精选 创作方法、生成数字文学作品或集成网络制作，或者鼓励他们根据老师提供的素材内容，通过制作图形、视 频、音频、播客、电子书等数字工具，讲述故事或交流心得，生成数字文学报告；可以鼓励财会专业大学生运用 会计电算化技术手段，基于某企业财务数字信息的流动，进行会计核算模拟，对财务数字资源产品进行挖掘 与操作，重塑数字资源和内容，形成规范的财务会计报告；可以鼓励审计专业大学生通过案例研究、运用审计 方法、获取审计证据，发现被审计单位问题、进行数字风险评估、落实数字循环审计、形成审计工作底稿，出具 审计报告；鼓励大数据和计算机专业大学生通过参加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技能大赛，对信息技术媒体、数字技 能与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进行探索。总之，高等学校要通过教学改革、经费资助和平台建设，鼓励大学生积极 参与多种形式数字化技能开发，开展项目协作，进行数字化探索与研究。在研究或实验或参与特定的课程教 学改革中，不断培植大学生的计算思维、强化数字意识、善用数字工具、敢于数字批判、勇于数字创新、提升数 字化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从而使大学生数字素养意识、数字能力、数字责任、数字治理感得到提升。
（六）多方协同参与，形成共建教育机制
欧美的多主体共同参与数字素养教育体系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政府、学校、社区、企 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教育，是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途径和教育模式。对于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除 了高等教育机构应该主动了解适应未来工作需要的能力发展，适时根据未来需要调整数字素养培养策略和 内容[19]外，政府、社会、社区、企业等社会组织也应参与进来。政府制定数字素养培养宏观指导和资金支持政 策，使优惠制度和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其数字素养培养，为促进高等教育数 字基础设施完善、打造数字高校提供制度和资金保障；构建数字社区，通过创设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 机构，实现数字资源共享，为大学生提供社区数字教育资源、互联网接入和最新数字技术支持及其信息咨 询、指导服务；充分调动移动、联通、电信运营商，软件和数字设备供应商等社会各方力量，以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广泛参与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建设，学习“美国微软公司，专门建立数字素养模块，发挥数字素养 相关软件的教育职能”[29]。通过政府、学校、社区、企业等多方努力，积极营造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的多元协同 共育氛围及其实现机制。
五、结语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诞生、普及，促使数字经济呈现新业态[30]。“后疫情”时代+数 字经济时代，人们更加理性地追寻数字素养的本质，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高等学 校的耕耘追求。高等教育中数字素养旨在全方位培养学习者的自主性、创新性、批判性、实践能力、责任感[31]。 《2022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明确指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多措并举提升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32]。通过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培养目标，强化基础支撑、营造数字环境，深化课程改革、 打造数字“金课”，重视教师发展、建设师资队伍，学术研用结合、提升数字广度，多方协同参与、共建教育机 制等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途径，促进大学生具有理性的数字思维、丰富的数字知识、熟练的数字技术、高效 的数字能力、丰厚的数字价值、强烈的数字责任和规范的伦理道德，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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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社会科学家》.202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