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校长赵作斌教授率中心负责人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2020年会暨第九届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

2020年10月15日至17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和河南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2020年年会暨第九届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隆重举行。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教授率中心主任颜海教授应邀出席，赵作斌校长代表武昌理工学院和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在大会上作了“素质教育：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的主旨报告。

本次年会主题为“素质教育：让未来更美好。”来自200余所高校的600余位书记校长、专家学者等参加了本次年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姜恩来，河南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张水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校长李和章，河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崔世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顾问、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顾问、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于德弘，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孔留安、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春春、大连大学副校长李玉光、广东工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汤耀平、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申小蓉、泰山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毕于民等多位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以及高校领导出席大会。

在大会报告上，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教授以“素质教育：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为题作报告。他从“素质教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素质教育高度概括中国教育的根本特征”“素质教育反映教育本质的根本要求”“素质教育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素质教育充分体现中国国情”“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之路”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赵作斌校长指出，全面发展和个性充分发展反映了素质教育根本要求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全面发展不是平均发展，而是在尊重人的个性差异上的全面发展；个性充分发展也不是片面畸形发展，而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提升性发展，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素质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为宗旨，以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和个性充分发展为目标，充分反映了教育“培养什么人”这一本质的根本要求。

“面向未来，坚定不移发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让未来更美好！”赵作斌校长认为，只有坚定发展素质教育，才能赶超世界一流教育；只有坚定发展素质教育，才能实现国家强盛；只有坚定发展素质教育，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同时提出了三点建议：确立素质教育的学科地位；构建素质教育标准体系；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的体制机制。

与会专家们认为，大学素质教育的开展必须以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结合高等教育普及化新阶段的具体特点，不断探索回应国家发展需要和学生成长需求的素质教育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素质教育实践，并及时提炼经验、总结规律、推广思想，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灵活多样的形式、丰富多彩的研讨赢得到与会者高度赞誉。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论坛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进行了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分享，有意义、有内涵、质量高、收获大，对弘扬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思想，扎根中国大学发展素质教育富有积极意义。

作为一所民办高校，武昌理工学院以成功素质教育为特色，首创“成功素质教育”这一全新的高等教育理念，确立了以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学科专业技能竞赛为路径，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突出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专业能力和创新创业的“三维人才培养”模式。努力使每一位学生经过大学阶段的学习、熏陶以后，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2014年6月，武昌理工学院“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获得批准立项建设，被列入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成功素质教育的探索和实施，有效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

 

2. 中心联合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共同承办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2020年会暨第三届大学素质教育高峰论坛

2020年12月26日上午，由中心和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联合承办的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2020年年会暨第三届大学素质教育高峰论坛在孝感宇济大酒店隆重举行。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三峡大学、武汉轻工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武昌理工学院、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等30余所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

本届“论坛”以“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为主题。会上，武汉轻工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工商学院、三峡大学、远航创业研究院等高校和单位的6位专家就论坛主题展开了报告交流。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总顾问陶宏开教授、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会长傅平等出席并讲话。陶宏开教授说，创新推动社会发展，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

“培养敢闯会创的新时代弄潮儿”，武汉轻工大学副校级干部陈伟就学校的创新创业实践进行了专题报告。湖北第二师范大学副校长夏力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赋能学生终身发展》为题对学校素质教育研究进行了分享。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虹以《立德树人 以文化人》为题，对学校的素质教育的实践与探索进行了解读。武汉工商学院副校长张俊以《三维驱动、师生共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为主题进行了报告。三峡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赵春华以《融通创新培养高素质“四创”人才》为题介绍了学校的创新创业工作。远航创业研究院院长王亮则以自己的创业实践，对创业者综合素质培养思考与实践进行了分享。

与会者纷纷表示，这次会议的召开，大家在此分享经验，共同总结素质教育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探讨素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湖北省高校素质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理事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认为，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中国特色教育就是素质教育。要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道路，亟待确立素质教育的学科地位。他建议，增设素质教育学专业，培养从事素质教育的专门研究人才和实践人才，扎实发展素质教育。

“2021年，高教分会将精准把诊新时代大学素质教育面临的新问题，以发布招标课题为引线，为推进大学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发挥更大的作用。” 赵作斌在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2020年年会工作报告中表示，2021年，高教分会将继续设立素质教育研究专项基金，并联合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发布2021年素质教育研究招标课题。专项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主要资助素质教育标准体系建设以及素质测评系统开发等专门领域的课题研究。同时将努力拓宽素质教育研究成果传播渠道，计划与一C刊合作，设立“素质教育”专栏，征集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将组织会员单位，成立“大学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编著委员会，编写、出版十部“大学素质教育系列教材”。引导分会成员高校统一开设大学素质教育系列课程，统一使用系列教材，组织参与教学竞赛，力争打造大学素质教育精品课程、精品教材并进一步形成大学素质教育湖北品牌。他指出，2021年高教分会将依托研究会力量，争取省政府、省标准委支持，立项制定素质教育基础（术语）标准及通用标准，抢占素质教育建设高地；同时，继续和武昌理工学院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湖北高校素质教育发展现状》专项调研，总结并宣传湖北高校素质教育发展成果，发现湖北高校素质教育发展问题，提出湖北高校发展素质教育新的举措，为湖北高校素质教育发展定位以及为实现湖北教育强省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成立于2018年1月，紧紧围绕新时代大学素质教育发展新目标，高度关注大学素质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密切追踪大学素质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开展大学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研究力量不断壮大。截止目前，分会成员达百人以上，会员单位达38家，既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985、211、双一流高校；也有湖北大学、武汉轻工大学、武汉纺织大学、三峡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省属重点院校；还有武昌理工学院、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文华学院、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武昌工学院、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等一批民办高校。

武昌理工学院以成功素质教育为特色，首创“成功素质教育”这一全新的高等教育理念，确立了以“产教融合、强化实践、以赛促学”为发展路径，创建并实施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的“三维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大学生学业成功、创业就业成功直至事业成功。2014年6月，武昌理工学院“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获得批准立项建设，被列入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成功素质教育的探索和实施，有效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

  

 

 

素质教育——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

赵作斌、颜海、牛换霞

武昌理工学院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民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

 

[摘  要] 素质教育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实践纲领，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和价值取向。素质教育高度概括中国教育的根本特征，反映了教育本质的根本要求，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切合当代中国国情，成为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新时代必须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之路。

[关键词] 素质教育；中国特色；时代；标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实践纲领，历经30多年的探索和不断深化，不仅成为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概念，而且成为了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

一、素质教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

1985 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引发了中国教育界对素质，劳动者素质、国民素质等概念的思考和热议，“提高人的素质”成为教育界研究的重要内容。

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工程”，“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强调了基础教育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要将“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

1995年初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并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有计划、有组织地在52 所高校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在各高校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此之后，通识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也在全国高校相继展开，很多大学开设了“通识教育选修课”，有的学校称作“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或“文化素质通选课”；一些大学提出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大学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通识教育探索，如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基础教育学院等。高等教育领域的素质教育实践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创建了诸如“通才教育”“KAQ”“SSR”“成功素质教育”等一系列大学素质教育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落地。

1997年10月，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当前积极推行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对“素质教育”作出了明确界定，指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需要，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和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1]这一表述对素质教育的宗旨、目的、要求和特征等进行了全面的而明确的规定。

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务院于1999年1月13日正式批转并实施，明确指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2001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即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与总体框架。新课程改革是全面推动、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培养目标和基本策略。

2006年6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并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素质教育被正式纳入国家法律，昭示了国家意志。

2007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改革和完善考试评价制度，探索建立综合评价、多样化选拔的招生录取机制”。2014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对高考考试和录取方式的调整。此次新高考综合改革，重点是招录机制的改革，要点是“两依据一参考”，即“对招生录取机制进行重大改革，探索基于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综合素质测评占一定比重。逐步建立起全面、多元、科学的人才评价模式。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根本要求，而且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在新高考制度改革中的导向作用。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标志着素质教育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9月提出“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这一科学论断之后，继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6年11月30日，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这一意见的出台，为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充分认识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意见》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制度建设作了系统设计和战略部署，为实现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制度保障。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强调“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方案提出，“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方案的印发、实施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办学方向，对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立德树人的体制机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综上，素质教育是以思想道德教育为灵魂，以身心健康教育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以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统一的教育。素质教育历经提出、全面推行、全面实施和深化发展，始终是贯穿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根主线，成为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和价值取向。

二、素质教育高度概括中国教育的根本特征

中国教育的根本特征是“立德树人、德育为先”，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孔子的伦理学说被提到最高的地位，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人伦”，即按照伦理道德去处理人际关系，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培养统治人才。孔子要求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以道义为目标的教育观点为历代教育家所尊奉，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典型特征。

近代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教育学是以“德教”为基础，德性教育必求共同普及，知识教育乃可分别授受^[2]。1912年2月，中国近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并举。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强调道德是做人的根本。^[3]著名爱国教育家陈嘉庚先生积极倡导并践行“全面发展，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改进和加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放到重要位置。”^[4]近代中国奉行的道德人文主义教育，关注德与智的关系，强调做人与修学的统一，人格与知识的统一，以“德”驭“智”[5]。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大学生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教育“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根本特征不仅表现在党和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之中，更体现在我国教育实践中。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建立有扎根班级的党团组织，引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建立了班主任、辅导员制度，为学生树立远大崇高的理想信念导航；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系统教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课程思政和“三全”育人，将思想道德教育融合在各类课程教学之中，将德育自始至终贯穿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营造育人的全息氛围。

素质教育以思想道德教育为灵魂，充分吸取了中国教育思想的精华，反映了中国教育“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本质内涵和根本要求，是对中国教育根本特征的高度概括。

三、素质教育反映教育本质的根本要求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培养人”必然直面“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或者说“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本质所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素质教育要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要明确素质教育的目标指向问题，即素质教育应朝着什么方向、向着何种目标育人。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素质就是人的品质^[6]，素质作为人的品质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品质的社会活动，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必然同时反映出素质共性与个性两方面的要求。任何人的素质都必然包含观念、品德、能力、身体和心理五种基本品质[7]，这是素质共性的表现。其中，观念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方面的品质，对主体人的行为起着导向和动力作用；品德指道德品质，对主体人的行为起着定向和调控的作用；能力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力量品质，决定主体人行为的效率和质量；身体指生理品质，对主体人的行为起着支撑作用；心理指自我认知、情绪情感、意志、人格、气质等方面的品质，对主体人的行为起协调作用。这五种基本品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体现人的素质共性，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素质教育要提升人的素质，必然要全面关注受教育者观念、品德、能力、身体和心理的发展，这也与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高度一致。

作为人的素质不仅存有共性，同时还必然呈现出个性。所谓个性即主体人所表现出的区别于他人的独特性。个性的产生以个体的潜质潜能为基础，并且呈现出个体基本品质的独特性。人之观念形形色色、缤纷繁复；人之品德公私善恶、不尽相同；人之能力也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人之身心更是一人一体质、一人一心境，绝无完全相同。正是个体基本品质的不同，成就了芸芸众生间千差万别的个性。个性充分发展是创新之源，因而也是科学之源，是艺术之源；没有个性充分发展，就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科学，就没有艺术。个性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人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其能动性与创造性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只有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才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自身能动性与创造性，改造与发明新的生产工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素质教育要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的素质，就必须充分发展人的个性。人的个性以潜质潜能的差异性为基础发展而来。人类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使得个体潜质潜能存在着差异性，这种个体潜质潜能的差异性无形中为素质形成发展设置了某种内部限制，使主体人不可能任意向某个方向突出地发展其素质；同时又为素质形成发展带来某种内部倾向性，使每个人具有和潜质潜能最相适应的素质发展方向。素质教育只有在充分发掘受教育者潜质潜能差异性的基础上，使个体素质朝着与自身潜质潜能最相适应的方向发展时，人的个性才能最终得到充分发展，人的素质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提升。

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反映了素质教育根本目的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全面发展不是平均发展，而是在尊重人的个性差异上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也不是片面畸形发展，而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提升性发展。全面发展总会表现出个性的不断扩展和丰富，个性发展也必然伴随全面发展而不断升华和完善，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素质教育是促进全面发展和个性充分发展相统一的教育，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都背离了素质教育的本质。

综上，素质教育以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和个性充分发展为目的，充分反映了教育“培养什么人”这一本质的根本要求。

四、素质教育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生产力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并已步入信息社会，对人的要求也相应经历由经验、知识再到素质的发展。

    在农业社会中，以手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生产力低下，社会发展缓慢，人类一般只要传承和积累经验就可以适应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经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的主要要求。继农业社会后，人类步入了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中，以大机器为核心的专业化大生产占据主导，机器代替铁器成为生产力的标志，社会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商品经济代替小农经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专业创立，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专业化程度愈来愈高。人类仅靠经验已无法适应社会专业化大生产，知识成为人类适应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今，人类社会已步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战略资源，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需要人们具有先进的观念、认知与观察能力、甄别与运用能力等素质来正确接收、选择和运用信息使之转化为社会财富；在信息社会中，互联网技术与科学技术密切融合，数字化与网络化成为基本社会交往方式，现代交通方式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需要人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还具要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社会分工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时代需要；在信息社会中，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加快，呈现出信息化、全球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竞争更加激烈，职业和岗位的变换更趋频繁，因此单纯知识型人才难以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只有具备以健康的体魄和积极刚毅的心理为基础，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高素质人才，才能在信息的生产、应用和保障等过程中应对各种挑战，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对生产力中的人及其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们仅有经验或知识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只有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才能在新时代中应对各种挑战，适应并推动信息社会经济发展。而人的素质需要在教育中形成和提升。素质教育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统一，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并进一步推进社会的发展，故而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五、素质教育顺同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

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推动下，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兴起了教育改革浪潮。注重人的素质培养成为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共同趋势。

早在1977年，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佩西出版了《人类素质》一书，率先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人的素质问题，在西方引起广泛反响。该书认为人类的首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来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发布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等文件，深刻阐述了科技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教育的新特征，推动了世界教育改革浪潮的兴起；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该报告首次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习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这一思想颠覆了传统的知识本位教育观，明确了教育应以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为目的，对世界教育改革发展产生深刻影响；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其后，该组织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对21世纪人才的素质构成提出了“三张证书”即“学历证书、“职业证书”和证明事业心与开拓技能的“创新教育证书”的要求。这种新要求为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跨入大众教育阶段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发布了《向普及学习迈进——每个孩子应该学什么》的报告，指出基础教育阶段必须包含以下七个领域的学习：身体健康、社会情绪、文化艺术、文字沟通、学习方法与认知、数字与数学和科学与技术。该报告还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建构了一套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的学习指标体系。这实际上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素质培养提供了一套详细的参考指标。

2015年在韩国举办的世界教育论坛发表了《仁川宣言》，指出教育应着重“培养让公民过上健康圆满的生活、做出明智决策、应对当地和全球挑战的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宣言主题“通过教育改变人生”实质上表明了通过素质教育可使受教育者改变人生。

在这种改革浪潮中，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展了人格教育、博雅教育、优质教育、全面教育、通才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等改革探索。美国曾制定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2000年战略”，提出要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日本的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首先必须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法国提出的教育目标是“要使每个受教育者最大限度地发挥基本的潜在力，并能创造自己的未来”。如此等等。这些教育改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素质教育”概念，但其突出的共同点，就是由以往注重传授知识转向注重学生的素质的培养，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培养高素质人才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素质教育”作为我国首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概念，强调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以思想道德教育为灵魂，以身心健康教育为基础，利用充分现代教育技术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开发学生的潜质潜能，引导和促进学生将教育教学内容深刻内化，知行合一，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统一，在培养学生具备团结、合作、诚信、共赢、终身学习等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素质的同时，着力培养创新素质突出的高素质人才。显然，这与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高度一致，集中体现了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追求。

六、素质教育切合当代中国国情

素质教育源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国情的要求。

其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实现这一任务，无疑需要通过教育培养无数真正拥护党，热爱党，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劳动者和接班人。教育素质正是这一最大国情背景下诞生并由党和国家倡导推行的中国特色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勇往直前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后备军，体现了这一重大国情对教育的必然要求。

其二，人口众多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是我国一项长期任务。人力资源不仅体现为劳动力数量，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质量，表现为劳动力的观念、品德、能力、身体、心理等五种基本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状况，具有突出的能动性、创造性特征。中国有14亿人口，人力资源虽然数量很大，但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人口近半，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相当大比例,仍存在文盲半文盲，国民的整体素质于现代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创新人才仍比较匮乏，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绝对人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却少于美国甚至少于日本。世界重大发明专利和一流创新成果数量以及获诺贝尔奖人数，与我国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高校毕业生中不乏存在缺乏理想信念、没有担当、怕苦怕累、缺乏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等问题。这些情况表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任重而道远。素质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在注重培养学生观念、品德、能力、身体、心理等五个方面基本素质的同时，着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全民受教育质量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提高。可见，实行素质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由之路。

其三，急需革除“应试教育”弊端是中国在教育方面最突出的国情。应试教育视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为目的，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普遍缺乏创新精神，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制约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强盛的进程。由于教育资源的增加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要等深层次原因，目前“应试教育”仍然是严重制约我国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素质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立足于人的发展和完善，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摈弃单纯知识教育和应试能力培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从教育理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各方面对应试教育予以全面矫正。在当前我国教育资源已得到长足发展并配置逐步合理，各学段教育适龄学生增长速度逐步趋缓，特别是国民对应试教育危害的认识更加深刻的形势下，唯有坚决实施和发展素质教育，才能根除“应试教育”的弊端，全面提升人的素质，进而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可见，实施素质教育是革除应试教育弊端的根本良方。

七、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之路

综上所述，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不仅高度概括了中国教育的根本特征，反映了教育本质的根本要求，而且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切合当代中国国情要求。一句话，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中国特色教育就是素质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教育作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对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七大战略，以及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等一系列“强国”举措，这些战略及举措的实施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结底靠大批量的高素质人才。只有坚定不移地发展素质教育，才能培养出思想道德素质优良、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突出、身心健康积极的优秀人才和卓越人才，造就堪当历史重任的时代新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教育之路。

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道路，首先要牢固树立素质教育的理论自信。素质教育无疑是中国教育的伟大创举，是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也是指引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纲领。我们要坚信素质教育的旗帜引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神圣的使命感，在发展素质教育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道路，亟待确立素质教育的学科地位。迄今为止，在教育学科门类中没有素质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也不设置素质教育学专业培养素质教育的专门人才，致使素质教育缺乏专门人才的支撑，这是导致素质教育理论困惑和实践迷茫的重要原因。所以，必须重视素质教育学科建设，增设素质教育学本科及研究生专业，培养从事素质教育的专门研究人才和实践人才，以强化和完善素质教育理论研究，深化和拓展素质教育实践探索，扎实发展素质教育。

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道路，迫切需要建立素质教育的标准体系。我国教育评价事实上沿袭着“应试教育”的标准体系，如以分数评价和招录学生、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重要指标，以培养高分学生尤其是中高考状元作为奖励学校和师生的标准等，学校办学质量评估和教学改革评价中，鲜有素质教育的评价指标。这是造成素质教育难以落地的根本原因。要发展素质教育，必须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破除“应试教育”的标准体系，制定各级各类学校素质教育的标准体系，以素质教育的“指挥棒”切实推进素质教育。

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道路，还需建立健全素质教育的体制机制。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在积极探索和实施素质教育，但缺乏整体上统筹、指导、推进、评价及改进素质教育的体制机制，这是导致素质教育成效不明显的重要原因。要构建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素质教育管理体制，如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增设素质教育的咨询与管理机构，各级各类学校设立指导和推进素质教育的专门部门；健全规范有序、科学有力的素质教育长效机制，如制定和实施素质教育的法规政策、实施与管理办法、考核与评价制度、师资培训制度等。通过完善的素质教育体制机制，将素质教育不断推向深入，建成世界一流教育强国。

参考文献：

 

 

 

研究动态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编者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迫切需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评价体系。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文件。《总体方案》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问题，首次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四个评价”新理念。9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家座谈会暨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座谈会上十余位专家围绕学习贯彻落实《总体方案》精神，针对我国教育评价的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痛点难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本刊将陆续刊发专家发言的核心观点，并欢迎广大读者一起对这一话题研究探讨。

马陆亭：加强高等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探索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是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要内容。教育评价是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是教育进入全面普及时期能否健康前行、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具有特殊意义。既是思想，更是方法。

1. “五唯”具有发展阶段特征。“五唯”的形成起于数量、成于刚性、错在单一。应该看到，分数、学历、论文等可量化指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表面公平、操作简单，否则也不会累积成顽瘴痼疾难题。在精英教育时期构不成社会问题，而且让人信服，大众化、普及化阶段问题逐渐凸显，是典型的阶段性问题。

2. 破“五唯”就是要实现从“一”到“多”的“立”。“五唯”错在“唯”字上，错在偏激、过分。破“五唯”改革其实就是以量化指标为基础，找非量化点突破，以此逐步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评价体系。即数量指标是基础，“不唯”是扩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3. 抓住核心内涵进行评价。“本质内涵、多元评价”是趋势，内涵是什么就评什么，“多”的地方不再刚性。内涵式发展即按本质属性发展，如每所高校都要实现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但侧重不同。

4. 架构高等学校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什么在教育领域提出的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我们可以将我国高校分为三大类：理论型、实践型和职业型。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各种类型高校之间有可能会产生“光谱地带”，但方向导向还是需要明确的。教育模式的改革方向是理论型高校要明显加强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训练，实践型高校要加强综合应用能力训练，职业型高校要侧重动手操作能力训练。各自的教学安排即课堂理论、综合训练、实践操作的学时比例不同。以此作为三类高校的分野，而不是唯层次。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共同遵循。

5. 探索增值评价。增值评价是对评价对象的进步幅度进行测评的一种评价方法，改变了过去学校评价重投入轻过程、重选拔轻培养的倾向，转向更加注重教育过程，探索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评价改革。

6.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重要的是智能自适应教育的应用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智能自适应教育可使每位学生拥有自己独有的学习路径，能有效解决教育规模化与个性化的矛盾，实现规模化的个性教育；区块链技术具有透明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征，将对各级各类考试、各种学历学位证书的记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王小梅：一流大学更要培养一流人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编审）

目前，正逢首批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期检查刚刚结束。在周期总结报告中，各校对建设成绩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专家的评议意见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有的高校的周期总结报告指出，“双一流”建设以来，学校的一流学科建设持续领跑、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形成、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斐然、一流科研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树立典范、一流大学文化固本铸魂、一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度拓展、一流的制度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这里的一流人才培养体系是“加快形成”，与其他的“持续领跑”“成绩斐然”“树立典范”“突破性进展”相比，是不是分量不够重？底气不够足？当然，我们不排除人才培养是一个隐性、滞后的过程，即使投入很大也很难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有专家认为，一流人才是在社会实践和科研工作实践中历练成长的，但这不能排除学校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之重器，是国家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代表，承担着一流人才培养的时代重任。“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应抓住“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更加倾心用力培养一流人才，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堪当时代大任的青年学生。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当前，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对科学知识和优秀拔尖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大学发展到今天，承载的使命和责任越来越多。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延伸到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但究其根本，立德树人才是大学的初心和教育的本质。“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培养一流人才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谋划和把握“双一流”建设大方向，并以此来带动其他工作。

“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其他高校相比有更浓郁的科研氛围、更强的学科实力。一方面我们要引导教师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旨趣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社会发展的重大民生问题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更加鼓励和引导教师将自己的科研优势快速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转化为培育高层次一流人才的优势，要全面提升一流人才培养能力，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聚焦数理化、文史哲等基础学科，以强化原始创新能力为导向，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统筹一流学科、一流师资、一流平台等资源，以超常规方式加快培养一批紧缺人才，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和推进科技创新作出贡献。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最高水平的代表，“双一流”建设高校要把培养国家战略紧缺人才当作责任与使命。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一流学科领域的科研项目。为培养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拔尖人才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双一流”评价指标体系中要更加强化“立德树人”的评价导向。可以说，培养、拥有一流人才是一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条件。综观当今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无不把培养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一流人才作为核心办学理念。在“双一流”评价中我们要探索把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评价与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层次一流人才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入研究办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在人才培养上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有定力、定心，力戒浮躁、不折腾，脚踏实地、守望教育、静待花开。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一流人才、孕育一流成果、做出一流贡献”的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努力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可靠的、源源不断的一流人才。

刘复兴：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若干新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新时代我们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与建设教育强国，教育改革创新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和新的历史任务。教育评价改革在教育改革创新中具有关键的、前瞻性、引领的地位，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新时代我国的教育评价改革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以教育评价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改革为方法论原则，把握好教育评价改革的若干新要求。

一是教育评价改革要树立新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教育“九个坚持”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确立了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创新的指导思想；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政会上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的“四为”方针，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方针。党和国家陆续提出了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如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学生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培养党的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施劳动教育等。新时代党和国家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是教育改革创新的新任务。教育评价改革必须遵循教育“九个坚持”，贯彻“四为”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党和国家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作为新标准。

二是教育评价改革要面向新问题。近代以来，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我们开始逐步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成为过去近三百年来我国知识传播的基本特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进程大大加快了，范围大大拓宽了，并且某种意义上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智力支撑。今天我们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进程遭受逆转，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等成为常态。科技竞争与文明冲突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主要依靠西学东渐已不可能支撑我们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我国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本土创新。教育是创新的沃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如何大力促进培养创新人才？如何鼓励和扶持中国本土科技创新？如何实现中国本土创新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平衡，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必须要面向的新问题。

三是教育评价改革要完成新任务。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是由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的。自然科学承担着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人文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人与社会、改造人与社会的重任。自然科学往往是价值无涉的，人文社会科学则承担着建构一个国家民族价值体系与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任务，是一类与自然科学相比很不同的知识体系，是与文明、思想、价值、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息息相关的，也是因文明而不同、因民族而不同甚至是因国家而不同的。在新时代，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具备领先世界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不仅要有领先世界的自然科学技术，还要具有引领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教育，主要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肩负着生产与创造知识体系的重任。如何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难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新任务。

四是教育评价改革要确立新主体。传统上，我国的教育评价十分注重教育的结果评价、学科教学的评价和科学研究的评价，而且许多的评价活动是以内部评价为主。教育评价的主体与内容相对是比较狭窄的、单一的。这种倾向也是导致出现“五唯”现象的原因之一。新时代，我们要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就必须拓宽教育评价的主体和内容。要重视外部评价、社会评价与学生评价，加强受教育者在教育评价中的地位；要特别突出人才培养评价的重要性，切实建立健全落实立德树人体制机制；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系统研究与建立软性指标的评价机制，补足在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评价方面的短板；要注重发展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把评价作为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的重要手段。

五是教育评价改革要利用新技术。新时代是一个未来已来、将至已至的时代，以5G、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科学等众多前沿科技创新叠加发展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来临。技术变革正在决定与改变着社会结构，不断变革的社会结构又要求教育结构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教育结构是以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为物质和技术基础，嵌入万物互联的社会结构，是万物互联的组成部分。教育的形态由工业时代的教育转变为信息化教育、算法教育、互联网+教育、物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区块链+教育；教育制度体系由金字塔状的以正式制度、刚性制度、等级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体系转变为立体的甚至是一种边际不断扩展的球状的多回路、网络式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的弹性制度体系。新时代教育评价必须前瞻性地适应这种教育结构体系的变革，充分利用5G、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构建科学的高效的评价制度。

六是教育评价改革要明确新路径。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化进程遭受逆转的现状，我们绝不能关起门来搞教育评价改革，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进我国教育的改革创新。进一步加强教育评价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持续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交流合作的基础上，特别要加强“一带一路”方向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注重构建“N-1”多边合作交流机制。在后疫情时代有效恢复与开展与疫情控制良好的国家与地区的合作与交流。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1期